中日要有重头戏，高市将借机访华？中方已换将，日本需满足一要求，看中日关系，不能只听记者会上的漂亮话。外交场合里，谁出席、谁缺席、谁被安排在什么层级，往往比一句表态更能说明问题。7月下旬，日本政坛并不轻松。多项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明显下滑，《每日新闻》调查中支持率降至41%，不支持率升到44%

一场尚未确定的会面，已经被日本舆论提前推上桌面。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只要仍在任，大概率会以成员经济体领导人身份出席。然而，参加多边会议不等于正式访华，更不代表中方已经同意安排中日单独会谈。
截至7月30日，双方都没有公布高市正式访问中国的计划。7月27日，高市在记者会上再次把中国称为日本“重要的邻国”，强调需要维持不同层级的沟通。
面对是否会利用深圳APEC改善中日关系的问题，她表达了期待，却没有给出具体安排。这个态度更像是在试探空间，而不是宣布外交成果。
高市为什么突然把话说得柔和了一些？日本国内的压力是绕不开的背景。
日本《每日新闻》7月1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降到41%，不支持率则由35%升至44%。这是该调查中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
时事通信社和朝日电视台的同期调查，也显示其支持率连续下滑，只是不同机构得出的数字有所差别。民调下降并不完全由对华政策造成，物价、财政负担、国内改革争议以及经济前景，都是日本选民关注的问题。

但对于一个支持率正在走低的内阁来说，外交场合上的握手、同框和短暂交谈，很容易被包装成“打开局面”。问题在于，中方并没有急着提供这种画面。
7月22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十余国外长。7月23日至25日，他按照此前公布的行程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
因此，随后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东亚峰会外长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由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代表中方参加。这里所说的“中方已换将”，并不是外交系统突然换人，也不是王毅职务发生变化，而是参会代表由外长调整为副部长。
中方给出的正式理由是日程安排，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把一次正常的行程调整全部解释成对日本的降格处理。不过，会场之外发生的细节，确实反映出中日关系仍然偏冷。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一度称，自己在马尼拉同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中方随后明确回应，王毅没有同日方会见的安排。

此后相关报道进一步显示，中日双方对是否发生过短暂交谈存在不同说法。连一次走廊交流都出现各说各话，说明双方互信不足，任何接触都会被放大解读。
但沟通渠道也没有完全关闭。5月22日至23日，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到中国参会。
日本外务省确认，日方参加了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数字合作、绿色经济和世贸组织改革的讨论。会议期间，赤泽还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有过短暂接触，但没有举行正式双边会谈。
今年4月，日本发布《外交蓝皮书》，把中日关系从此前的“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改写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茂木解释称，日本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建设稳定中日关系的政策没有改变，但这一文字变化仍显示，日本政府对华表述比上一年更加谨慎。
与此同时，高市此前围绕台湾地区发表的不当言论，已经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气氛。日本若一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一边又期待通过APEC获得高规格会面，很难让中方相信其政策真正发生了变化。
就在日本讨论高市能否借深圳APEC打开局面时，另一笔长期未结清的历史欠账再次被摆到台面上。7月26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前往吉林敦化，查看哈尔巴岭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挖掘、回收、销毁和安全管理情况。

他要求日方提供更有效的埋藏线索，增加人员、技术和资金投入，加快整个处置流程。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争议，而是仍然存在的现实安全问题。
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日本负有销毁责任。相关工作原计划在2007年完成，此后多次延期。
日本方面目前提出，争取在2027年11月底前完成哈尔巴岭项目，但其他发现地点的处置任务同样不能忽略。今年6月公布的信息还显示，中国东北地区又发现两处疑似埋有相关炮弹的地点，已知处置地点增至11处。
日本掌握的旧档案、部队记录和埋藏线索是否完整提供，将直接影响后续工作的速度和安全。因此，所谓日本需要满足的“一要求”，不能简单理解成拿处理化武换取一次会面。
中方目前没有宣布把日遗化武处置设为中日领导人会晤的正式前提。更准确的理解是，日本若想让中日关系出现真正改善，就必须拿出可验证的行动：尊重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在台湾地区问题上谨言慎行，同时认真承担历史责任，加快清除遗弃化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