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大校军衔，追悼会却惊动百位将军，八宝山工作人员当场愣住，1979年，北京八宝山，一场追悼会让工作人员看傻了眼。逝者叫张维翰，军衔大校。

1979年10月的北京，秋风已经带了寒意，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场追悼会，让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都看傻了眼。

逝者名叫张维翰，军衔只是大校，按往常的规矩，这个级别的告别仪式规模有限，来的大多是同级干部和亲友，可那天灵堂里里外外站满了穿军装的人，肩膀上金灿灿的将星晃得人眼花，粗略一数竟有上百位开国将军。

徐向前元帅坐着轮椅亲临现场，在遗体前伫立良久；刘伯承元帅因病无法到场，特意托人送来亲笔题写的挽联，上书"鲁西袍泽"四个大字，这阵仗，别说送一个大校，就是送兵团级将领都绰绰有余，在场的年轻工作人员心里都犯嘀咕：这位张维翰，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事得从抗战最艰难的1938年说起，当时山东聊城沦陷，爱国将领范筑先壮烈殉国，鲁西北六万多人的抗日武装群龙无首，眼看就要散伙，日本人步步紧逼，伪军四处拉拢，人心惶惶之下，不少队伍都动了投敌的念头。

危急关头，是范筑先的秘书张维翰站了出来，这个河北馆陶出身的汉子，早年在北平读书时就结识了彭雪枫，1937年秘密加入共产党，一直潜伏在范筑先身边做统战工作。

范筑先牺牲那天，张维翰正在给伤员包扎，听到消息手里的绷带都扯断了，但他很快稳住神，一边收拢残部，一边给大家打气："范司令走了，抗日的旗帜不能倒，"汪伪政权听说他主事，赶紧派人来拉拢，开口就许诺伪军少将的职位，张维翰当场把茶碗砸了过去，让来人滚回去告诉主子，自己宁可战死也不当汉奸。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日本人抓了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送来照片和劝降信，说不投降就杀他全家，张维翰在屋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集合队伍时，朝着老家方向磕了三个响头，额头都渗出血来："我是家里的儿子，但我身后还有千万个家庭，这一步我不能退，"台下官兵没有一个退缩的，全都红着眼说要跟着他打鬼子。

1939年初，张维翰把收拢起来的八个团、一万二千多人整编成"筑先纵队"，随后全部加入八路军129师，要知道当时129师总兵力也就五万多人，他这一下就带来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相当于给八路军送了半个主力师，这笔雪中送炭的功劳，有多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部队正式改编为129师新八旅，张维翰任旅长，副旅长就是后来人称"王疯子"的开国中将王近山。

按说这样的资历和战功，1955年授衔少说也是少将起步，可最终结果出来，张维翰只被授予了大校军衔。

熟这里面有多重原因，一是张维翰二哥张维玺曾在国民党西北军任职，解放初期他因此受到牵连审查，被关了三百多天，虽然后来组织查清情况，认定他历史清白，但多少影响了授衔结果。

二是张维翰后期因为身体原因，解放战争中没有在一线担任主官，建国后又转到国家体委工作，军队职务积累相对较少。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张维翰自己主动写了信，说自己长期在后方，评大校就合理了，这封信后来一直存在档案袋里，纸都泛黄了。

老战友王近山当时就拍了桌子，要去军委反映情况，张维翰反而在电话里劝他："当年在玉米地里躲鬼子的时候，谁想过当将军，那么多弟兄连名字都没留下就走了，我能活下来还戴着这个牌牌，知足了。"

调到国家体委任陆上运动司司长后，张维翰照样干得认认真真，还结合实战经验设计了一套障碍训练课目，后来被特种部队沿用，六十年代受冲击时，有人逼他揭发老上级，张维翰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事是我干的，和别人没关系。"

张维翰被关了几年出来，头发全白了，身体也垮了，可见到老战友还是笑呵呵的，只聊体育训练的事，半句不提自己的委屈。

1963年张维翰查出肺癌，他自己拎着包去疗养院，不愿麻烦组织，住院期间老战友来看他，张维翰从不提功劳，也不抱怨遭遇，总问鲁西北的老乡收成怎么样，当年挖的地道还在不在。

1979年10月11日，张维翰病逝，享年73岁，他床头放着一本翻烂的相册，第一页是1939年筑先纵队成立时的合影，去世前不久，他的历史问题刚刚平反。

消息传开后，老将军们从全国各地赶了过来，王近山当时重病在身，硬是从南京坐火车赶到北京，抱着遗像痛哭，有腿上带旧伤的老将军站久了发抖，警卫员想扶被一把推开，花圈太多摆不下，就顺着墙根一路靠到走廊尽头。

这些在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心里都有一杆最准的秤，他们敬的不是军衔，是这个人，是危难时刻敢站出来的担当，是功高不居、主动让衔的境界，是受尽委屈也不改初心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