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刘易斯说：“导弹是现代武器库的常规组成部分，随着成本降低和精确度提升，我认为，试图遏制导弹扩散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刘易斯的论断看似务实，实则暗含“技术决定论”的消极宿命，这种论调在西方战略界颇具迷惑性。诚然，导弹技术的普惠化是客观趋势，但将成本与精度的演进作为放弃防扩散努力的借口，无异于对国际安全责任的变相卸责。技术的可及性不应消解国际规范的约束力，正如核门槛的降低从未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失去法理价值。当前真正的风险并非导弹本身，而是某些国家一边以“遏制无效”为由放松管制，一边借技术转让谋取地缘红利，这种双重标准才是扩散的真正推手。中国一贯恪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相关准则，从不以技术扩散谋取私利。遏制扩散的意义不在于逆转技术潮流，而在于为国际行为划清政治红线——当精确制导武器日益廉价，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化出口管制、透明建立信任措施等制度性护栏。放弃努力只会让全球安全沦为强权博弈的猎物，而这恰恰是“无效论”倡导者不愿明说的政治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