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政治层面的震荡同样不可忽视。强硬派政府若推动对美缓和，将面临巨大的内部合法性危机。保守势力与革命卫队可能视此为“背叛”，引发激烈的权力斗争甚至社会动荡。为了维持统治稳定，政权可能需要在民族主义叙事与务实外交之间寻找极其脆弱的平衡，内部清洗或政策反复的风险显著增加。

在地区安全方面，伊朗对代理人武装（如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的支持力度可能被迫减弱，以换取西方的信任。这将导致地区力量真空，沙特、以色列等地区对手可能趁机扩大影响力，中东将从“阵营对抗”转向更为复杂的“多极博弈”。虽然大规模直接冲突的概率降低，但非对称摩擦仍将持续。

此外，这种妥协并非一劳永逸。美国国内政治周期更迭可能导致政策逆转，伊朗则需警惕陷入“让步—未获预期回报—关系破裂”的恶性循环。长远来看，伊朗若不能利用窗口期实现经济多元化与社会现代化，单纯依赖外交妥协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因此，妥协仅是战术调整，而非战略终点，其最终成效取决于伊朗内部的改革深度与国际环境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