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体制内退休费太高”，经济学家毛振华教授在2025年多次公开指出：“当前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比许多企业在岗工资都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九千、三千、两百。三个数字同时亮在屏幕上时，会映出一张怎样的脸？九千的是安享晚年的体面，三千的是勉强维系的日常，而两百的，可能正攥着皱巴巴的药单发愁。2025年，经济学家毛振华教授向中国养老制度抛出了一道极为直白的算术题。这道题，如同一把利刃，将养老制度面临的现实问题赤裸裸地展现在众人眼前。

这题怎么解？得先看这本账是怎么立下的。2014年，全国正式开启养老并轨改革大幕。自此，名义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开始缴纳同等的基本养老保险，此举在养老保障体系变革中迈出重要一步。

听起来是公平的起点，对吧？但毛振华看得明白，这更像是一次精密的“制度缝合”。缝合之前，体制内人员的养老全由财政兜底，他们无需个人缴费，待遇优厚是历史约定。缝合之时，一个关键原则被写入了过渡方案：“就高不就低”。旧体制下的高待遇，被套上了一件新制度的外壳，分毫未减。

更微妙的差距藏在计算方式里。体制内退休金能达到在职工资的75%到110%，而企业职工能拿到40%到50%就算不错。这还只是第一重。第二重叫“职业年金”，体制内几乎人人享有，相当于退休后的第二份稳定薪水。

然而在民营企业之中，这份用于补充的养老保障仿若凤毛麟角般稀缺，难以寻觅其踪迹，凸显出民营企业在该保障方面的严重匮乏。好比两人赛跑，一人穿着钉子鞋跑在塑胶跑道，另一人赤脚踩在沙地上，嘴上说着“规则一样”，结果早已注定。

数字不会撒谎。2025年，毛振华举了个家门口的例子：他农村老家小学，在职教师月薪大约四千，而同校退休教师的养老金能拿到八九千。劳作者所得竟少于休憩者。辛勤付出之人，于劳作中挥洒汗水，收获却远不及安闲度日者，如此反差，令人唏嘘。

纵观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达三千元，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领取群体，月均养老金仅两百元上下。两者差距显著，反映出养老保障水平的不平衡。从九千到两百，是近四十倍的鸿沟。

差距不止在起点，更在速度。2009 - 2023这十四载，体制内人员月退休金平均涨幅近四千元，企业职工约两千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老人月养老金仅增加了一百六十八元。谁在领跑，谁在原地踏步，一目了然。

更为隐蔽的一重倒挂现象是：退休金能全额发放，在岗职工的工资却需先扣除社保、公积金与个税。这一差异，凸显出某种不合理，值得关注与深思。一来一返之间，实际购买力的差距再度被显著拉大。这一态势犹如涟漪扩散，在经济领域不断延展其影响。

问题根源清楚了，代价是什么？最直观的压力，悄然降临在当代年轻人肩头。他们每月工资条上，养老钱被扣除，那一个个数字，似重锤，敲打着他们本就不轻松的生活。他们心里有一本清醒的账：我今天缴费供养着高额的退休金，等我老了，还有足够的年轻人来供养我吗？当制度让人对“未来是否有人兜底”产生怀疑，它动摇的不仅是财政，更是代际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这并非杞人忧天之谈。当全球老龄化加剧成为共同困境，我们还面临着特殊矛盾——养老待遇结构严重失衡，二者相互叠加，形势不容小觑。财政若持续过度向高额养老领域倾斜，势必会对科技与产业投入形成挤压。而科技、产业投入关乎未来发展与竞争力，如此做法或为长远发展埋下隐忧。

于是，网上很快形成了两种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高退休金是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契约体现，属于历史沿革下的既定福利。若单方面对其进行下调，无疑是违背契约精神之举。另一种声音则更为普遍和尖锐：当有人为下月药费发愁时，四十倍的落差制造的是深切的不公平感，是社会心理的失衡。

2025年，毛振华开出的药方，没有猛药，更像是一套针对慢性病的管理方案。第一味药，是约束顶端。他直言，养老金必须回归“保基本”的初心，是保障晚年生活尊严的底线，而不是用来享受优雅生活的。超过合理水平的部分，该降就得降。

第二味药，是兜住底端。必须尽快建立普惠型养老金，把每月只靠两百元艰难度日的农村老人先扶起来，这是公平的底线。第三味药，是重塑规则。他主张推行“分段累进替代率”，退休金基数越高，调整涨幅就应该越慢，让低收入群体能获得更快的提升，从制度层面减缓“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改革万不可采取“一刀切”方式削减既有待遇。如此简单粗暴之举，不仅难以达成预期成效，反而极易滋生新的矛盾，阻碍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最具可行性的路径或为“双向调节”：一方面，适度放缓高待遇群体养老金的上调节奏，以稳固现有存量格局。如此举措，或能在保障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间寻得平衡。另一边持续提高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做厚增量底部，让两端的差距慢慢收窄。


信息来源：凤凰网|经济学家毛振华：体制内退休金太高已成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