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淮军、湘军相继溃败，让清廷看到了旧式军队的腐朽。然而，1898年戊戌政变后，荣禄意识到，仅仅打造一支“能打的军队”已不够，他需要一支绝对忠于慈禧太后、且能压制帝党与地方异己力量的武装。

1898年底，荣禄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身份，开始着手整编北洋各军。他上奏朝廷，提出组建“武卫军”，实际上是借“整顿军务”之名，行“收编兵权”之实。其核心目标有三：

把原来分散在直隶、山东等地的各支“防军”、“练军”统一编制，接受中央（实际是荣禄本人）控制。
特别是防止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来的北洋新军）过于独立，成为不可控的力量。
在南有刘坤一、张之洞的东南互保势力，北有守旧派满蒙亲贵的背景下，确保京畿的绝对安全。
五路分兵：谁在锅里，谁在碗里？
武卫军分为中、前、左、右、后五军，这个编制看似常规，实则暗藏玄机：

中军（武卫中军）：由荣禄亲自统率，直接招募八旗兵丁及京畿健锐营，驻扎南苑。这是真正的“御林军”，拱卫京师，是荣禄的嫡系和最后屏障。
前军（武卫前军）：由聂士成统率。聂士成是淮军宿将，能征善战，麾下武毅军是当时淮军余部中最强的一支。将他放在前军（驻守芦台、山海关一线），是荣誉也是笼络，同时可用于防范俄、日军队从东北南下。
左军（武卫左军）：由宋庆统率。宋庆也是老将，毅军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尚可。他的部队驻守山海关内外，与前军互为犄角，主要承担防御职能。
右军（武卫右军）：这是最值得玩味的一路，由袁世凯统率。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整编为武卫右军，驻扎天津小站。荣禄表面重用袁世凯，实则将他从山东调回直隶腹地，置于自己眼皮底下监视。此后义和团运动期间，袁世凯奉命率武卫右军赴山东镇压，实际上是一次“外放”，既消耗了实力，又避免了他在京畿坐大。这是荣禄与袁世凯之间极深的权力博弈。
后军（武卫后军）：由董福祥统率。董福祥是甘军将领，其部队多是回民与西北子弟，勇猛但纪律极差。驻扎在蓟州一带。这支队伍名义上是“御林军”的一部分，但荣禄对其非常谨慎，因为它更倾向于守旧派（如刚毅、载漪）而非荣禄本人。后来庚子年间，正是董福祥的甘军杀死了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成为八国联军侵华的导火索之一。

荣禄通过武卫军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博弈：

对满洲贵族：他成功让皇族（如载漪）的武装力量（神机营、虎神营等）被变相架空，实际由中军控制。但又不直接刺激旧派。
对汉族官僚：他巧妙地把聂士成（淮军）、宋庆（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这三支最有战斗力的汉族部队，从“地方武装”变成了“中央直属”，名义上提高了地位，实际上剥夺了地方督抚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
对维新派与帝党：武卫军的存在，使光绪帝复辟的任何军事政变企图都变得不可能。整个北京及周边都被荣禄的武装网络笼罩。

武卫军的设计是精妙的，但隐患同样致命——内部无法统一指挥。五路将领互不统属，只听荣禄一人号令。荣禄去世后（1903年），这七万大军迅速失去了灵魂，最终在庚子之乱中分崩离析：

聂士成在前线战死；
宋庆率部溃退；
董福祥的甘军成为土匪；
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则借机转移至山东，彻底独立，成为未来北洋军阀的渊源。
总结来说，荣禄筹建武卫军，表面是“整军经武”，实则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权力重组。他试图在满汉之间、新旧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找到一个脆弱的平衡点。可惜，这种完全依赖个人权威的军事格局，终究无法抵御内乱与外敌的双重冲击。这段历史，无疑是为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及北洋军阀体系的形成，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