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国民党上将熊式辉在泰国的工厂倒闭后，在蒋经国的斡旋下，允许他回台湾生活，熊式辉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了好几天。

说起来，那几年他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昔日的“天翼公”，主政江西十年，跺跺脚整个东南半壁都得颤三颤，到了泰国却得亲自盘算着工厂里的机器还能转几天。那工厂说起来是个实业，其实不过是虎落平阳后的一个栖身处罢了。他那个性子，向来是鞍马倥偬、指点江山的，如今却要跟曼谷那些小商人计较几尺布料的进出，心里头的落差，比当初从南京飞到台北还要大。厂房机器这些东西，赔了也就赔了，真正让他夜不能寐的，是那份“客死他乡”的恐惧。他这把年纪，和那些在泰北荒山里终老的同僚不一样，他心里头那点念想，始终系在对岸那个小岛上。

蒋经国那封辗转而来的信，对他来说不亚于一道赦令。信里措辞很客气，说是“恳请返台，安养余年”，但他心里明白，这是那位小蒋先生念着当年在江西的一点旧情。要知道，早年在江西，熊式辉对这位大公子可是有提携之恩的。那时蒋经国刚从苏联回来，满嘴的马克思主义，行事作风带着一股子“赤色”味道，别人都避之不及，是他熊式辉顶住压力，给小蒋安排了个保安处副处长的位置，让他有了在政坛上第一个落脚点。这份香火情，隔了十几年，到底还是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

得到准信的那几天，他在曼谷那间闷热的小洋楼里来回踱步，脚步都轻快了不少。他一遍遍翻看那封电报，仿佛要把每一个字都嚼碎了咽下去。他心里也清楚，回去之后，无非是给个“总统府战略顾问”之类的虚衔，领一份干饷，在台北近郊找个院子住下，从此淡出权力中心。对他这种在民国政坛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从“政学系”核心人物一路沉浮到流亡异国的老官僚来说，这份清醒是有的，也是残酷的。但在异国他乡破产潦倒的衬托下，这份“体面的冷落”竟也显得格外温暖。他兴奋，不全是因为能回去了，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条命，终究不用断在异邦人的土地上。对一个旧时代的人物来说，能死在“自己人”的地盘上，大概也算是一种圆满的归途了。

这种兴奋里头，其实夹杂着一种很深的悲哀。熊式辉一辈子风光过，也落魄过。他给家乡安义县盖过新村，办过学校，至今那十八栋“民国风”的小楼还在村里立着。可到了晚年，这些功德都成了过眼云烟。他在泰国的挣扎，就像那个时代无数流亡者命运的缩影——前半生是意气风发的主角，后半生却成了历史角落里一个落寞的影子。蒋经国伸手拉他这一把，固然有私谊的成分，但也暴露了那个小朝廷在风雨飘摇中维系人心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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