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地主徐斐章被判死刑，他已经绝望，谁知正准备行刑时，地委书记突然派人送来一封信：“徐斐章于革命有功，枪下留人！”
要弄明白这件事，不能只看1951年的那场审判，还要把时间往前推到1946年。
当年6月，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开始突围。张体学率领的鄂东独立第二旅奉命牵制敌军，掩护大部队转移。战斗打得十分艰苦，部队不断减员，一些干部与主力失去联系，只能分散隐蔽，在大别山一带继续活动。
张体学和赵辛初一度处在敌军严密搜捕之中。他们不但要避开正规军，还要提防各地关卡、保安队和暗探。两人的身份一旦暴露，不仅自己很难脱身，收留他们的人也会受到牵连。
后来，根据组织安排，他们准备离开大别山区，经黄梅、宿松转往南京，再寻找机会前往解放区。问题是，沿途盘查非常严格，普通百姓即便愿意帮忙，也很难把两个被追捕的人安全送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徐斐章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徐斐章住在宿松，家里有田地和房产，在当地也有一定社会关系。按照当时的社会身份划分，他属于富裕乡绅阶层。这个身份后来给他带来了灾难，可在1946年的危急时刻，却成了掩护张体学、赵辛初的一层外衣。
徐斐章知道两人的真实身份，也清楚收留他们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四处声张，更没有借机邀功，而是先把人秘密安顿下来，对外尽量装作一切正常。
为了不让邻居和来客察觉异常，他安排家人留意门外动静，减少无关人员进屋。吃饭、休息和联络都要格外小心。家里只要出现一点疏漏，隐藏在屋中的两个人就可能被发现。
真正困难的还不是藏人，而是怎样把人送走。
张体学、赵辛初不可能公开经过关卡，更不能穿着原来的衣服上路。徐斐章利用自己熟悉地方情况的便利，帮助他们改变装束，打听检查松紧，还设法安排可靠的人分段接应。
这条路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路上不仅有固定关卡，还有临时搜查。白天人多眼杂，晚上行动又容易引起注意。徐斐章必须不断判断风险，哪条路能走，哪个地方能停，遇到盘问该怎样应付，都不能出差错。
经过一番周折，张体学和赵辛初终于离开宿松一带，后来辗转到达南京。他们脱险后，又按照组织安排继续转移。徐斐章则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对这段经历很少向外人提起。
他不说，并不代表这件事没有发生。
秘密工作有一个特点：事情做得越稳妥，知道的人往往越少。徐斐章当年帮助革命干部，本来就不能敲锣打鼓地宣传。当地乡亲只知道他家有田产、做过地方事务，却不了解他曾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压在一次秘密营救上。
几年后，宿松开展土地改革，对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历史问题进行清查。徐斐章因为家庭成分以及过去的一些行为受到群众检举，随后被逮捕审理，最终被判处死刑。
站在审判者面前的徐斐章，处境十分被动。
乡亲们能够说出他们亲眼见过的土地、租佃和财产问题，可他当年营救革命干部的事情，却没有多少人能够证明。越是重要的秘密，留下的公开痕迹越少。于是，他人生中最冒险的一次选择，反而没有及时进入案件调查的视野。
徐斐章没有把自己说成毫无问题的人。他明白，家庭成分和过去存在的问题需要接受审查。然而，他更清楚，如果那段秘密经历始终无人作证，自己很可能带着一个并不完整的结论走向刑场。
家人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他们想起了张体学，也设法把徐斐章即将被处决的消息送到湖北。
1951年，张体学担任湖北大冶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得知徐斐章的处境后，他立即作出反应。对他而言，徐斐章不只是宿松的一名地主，更是在部队最困难时伸手相助、帮助自己脱离险境的人。
张体学写信说明当年的经过，要求暂缓执行，对徐斐章的历史表现重新进行调查。他的态度并不是用一段功劳掩盖所有问题，而是提醒办案人员：这个人的情况不能只凭社会身份和眼前材料下结论。
急信被迅速送往宿松。
刑场上，徐斐章已经准备接受最后的命运。就在执行前，来人带到了张体学的意见：“徐斐章于革命有功，枪下留人！”

有关方面随后补充了解情况，对徐斐章当年掩护、帮助张体学和赵辛初转移的经过进行核查。随着更多线索得到确认，原来的死刑处理被改变，徐斐章保住了性命。
回头看，这件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不是某位干部用私人情分救下恩人。恰恰相反，张体学的信并没有要求绕开调查，而是要求把被遗漏的事实补进去，让处理结果建立在更加完整的材料上。
在我看来，徐斐章的经历说明，身份只能帮助人们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处境，却不能代替对具体行为的判断。他有地主身份，这是事实；他在危险时刻掩护革命干部，也是事实。前一个事实不能自动抹去后一个事实，后一个事实同样不能让所有问题失去审查的必要。
历史人物很少只有一种面孔。真正公正的做法，不是把一个人简单分成好人或坏人，而是把他的功过分别摆出来。该承担的问题不能躲避，确实做过的贡献也不能埋没。那封及时送到的信，留下的不只是“枪下留人”的传奇，更是一条朴素的道理：关系生死的结论，必须经得起事实的反复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