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全军授衔，四野资深旅长王化一，得知授予少校军衔后，觉得丢脸，坚持转业。不料，七年后，他的一个举动，令所有人由衷敬佩。
1962年秋，已经离开军队多年的王化一去了长春。
这次出门，他不是找老战友安排工作，也不是翻出旧账要求解决待遇。他手里带着一件压在心头很多年的事：当年东北剿匪时漏网的一名匪首，有了新的线索。
事情过去十几年，人换了姓名，身份也变了。可王化一没有忘记那段往事。对一个打过多年仗的人来说，有些面孔可能会模糊，有些经历却很难真正放下。
此时的王化一早已不是部队里的旅长，也没有调查案件的职权。他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掌握的情况整理出来，然后找一个熟悉当年东北情况、又能够把线索转交有关部门的人。
他想到了于毅夫。
两人早在东北工作时期便有交集。1945年11月，嫩江军区正式建立，王明贵任司令员，刘锡五任政委，王化一担任参谋长。那时的东北刚结束日伪统治不久，各种武装混杂，地方秩序远没有稳定下来。
到1946年1月，嫩江军区重新整编。第一军分区机关由警备第一旅机关兼任，王化一出任司令员，吴富善任政委，手下有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总兵力约1500人。
别看这个数字放在后来并不起眼，当时这些部队担负的任务却很重。铁路沿线、县城周边和广大农村都需要稳定秩序，还要面对成股活动的武装力量。东北冬天又长又冷，部队转移、补给和通讯都比关内困难得多。
王化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路干过来的。
所以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少校这个结果落到他头上，他的反应才会那么大。在他的理解里，自己从抗战时期一路走到东北，做过军区参谋长，也独当一面带过部队，眼看不少过去的战友获得更高军衔，心里的落差很难完全避免。
他觉得脸上挂不住。
但王化一没有长期围着军衔打转，也没有把后半辈子耗在这件事上。他最终选择转业，离开自己熟悉多年的军队生活，到地方重新工作。
这一转身，看起来像是和过去告别。
其实并没有。
军装脱掉以后，王化一的身份变了，从带兵的人变成地方工作人员。曾经那些行军、作战、命令和枪声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远，他也没有天天拿过去的经历挂在嘴边。
可东北剿匪时期那个漏网的人，他一直记着。
到了1962年，王化一注意到一条信息，一个已经以普通身份生活多年的人，引起了他的警觉。对方的一些个人特征和当年那名漏网匪首能够对应起来。
光凭印象当然不行。
王化一没有自己下结论，更没有擅自去抓人。他把记得的情况、当年的经历以及后来发现的线索重新梳理，随后去了长春，希望交给有关方面核查。
这时候，于毅夫正在吉林工作。1958年，于毅夫到吉林省永吉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0年，他又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更关键的是，他过去曾长期在嫩江地区工作，对东北解放初期复杂的地方情况非常熟悉。
王化一找到于毅夫，把这件压了多年的事说了出来。
之后的工作便不是一个已经转业的老兵能够处理的了。相关线索交由有关部门核查，王化一完成了自己能做的部分。多年以前没有彻底了结的一件事，也因此重新进入调查视线。
这件事之所以让熟悉王化一的人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恰恰在于前后七年的反差。
1955年，他会因为一个少校军衔觉得难堪，说明他并非对个人荣誉毫不在意；可到了1962年，当他重新找到昔日领导时，真正拿出来的不是自己的待遇问题，而是一条与旧案有关的线索。
这两件事放到一起，一个人的性格反而更清楚了。
他有脾气，也有自己的自尊。受到委屈时，他选择离开；可离开部队以后，当年的责任并没有跟着那身军装一起脱掉。碰到自己认为必须处理的事，他还是会跑这一趟。
王化一后来让人敬佩的，也正在这里。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肩章上有几颗星。多年以后，人们再谈起他，记住的是一个已经过上普通生活的老兵，在没有职位、没有命令要求他的情况下，仍把十几年前没有放下的事情记在心里。
少校只是他军旅生涯中一个阶段的结果，而1962年的那次长春之行，却让人看到：职位能够改变，身份能够改变，有些责任感，却未必会跟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