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孩子，影后巩俐喝了大半年中药。1996年，她嫁新加坡商人黄和祥。听从母亲建议，决定生孩子。为挽救婚姻，推掉好几部片约，隐居新加坡。不是度假，是每天守在厨房，熬药、喝药，一喝就是大半年。药罐在灶台上咕嘟咕嘟地响，屋子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挥不去的苦味。黄和祥起初还安慰她，说不急，慢慢来。可时间久了，他回家越来越晚，身上偶尔带着别的香水味。巩俐装作没闻见，只更专心地盯着火候，仿佛那罐药才是她人生唯一的指望。母亲从沈阳打来电话，总是问：“有了没？”巩俐捏着话筒，手指关节泛白，嘴里却说：“快了，妈，别操心。”放下电话，她看着窗外新加坡明晃晃的太阳，觉得有些晕。她想起几年前在威尼斯领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阳光照在身上，但那时候的暖，是从心里透出来的。黄和祥的生意开始出问题。他变得烦躁，嫌药味难闻，嫌她整天不出门，嫌家里太静。有一次他喝醉了，指着她说：“你演了那么多别人的热闹人生，怎么就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这样？”巩俐没说话，默默把凉了的药热了一遍，当着他的面一口喝光。苦，从舌头一直苦到胃里，但比不上心里那股涩。她偷偷去看过西医，检查单子显示一切正常。医生委婉地说，也许可以试试放松心情，别太紧张。巩俐苦笑，她怎么放松？推掉的片约，放弃的机会，还有母亲日渐频繁的催问，都像石头压在背上。她开始失眠，夜里听着身边丈夫的鼾声，睁眼到天亮。有时候她会轻轻起身，走到客厅，摸着那些奖杯冰凉的边缘。它们曾经那么耀眼，现在却像一堆沉默的证物，证明着她为了一个渺茫的期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金融风暴还是来了。黄和祥的公司没能撑过去。他失业在家，脾气更坏。两人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吃饭时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巩俐试着提议：“要不……我接部戏吧？家里需要开销。”黄和祥猛地摔了筷子：“你现在出去，别人怎么看我？说我养不起老婆？”他眼睛通红，里面全是挫败和怒气。巩俐低下头，捡起地上的筷子，转身去厨房冲洗。水哗哗地流，她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在电影里拿过枪，抚过爱人的脸，现在却只会熬药和洗碗。药还是继续喝着，但希望像漏气的皮球，一点点瘪下去。她开始怀疑，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个能让她感觉被需要、能让这段婚姻看起来“正常”的理由。有一次她倒药渣时，看着那些黑乎乎的残渣，突然想起张艺谋说过的话。那时候她觉得那句话冰冷无情，现在却品出一点别的滋味。婚姻如果只剩一张纸和一味药，那这张纸，确实太轻了。黄和祥提出分房睡，说吃药期间，还是静养好。巩俐同意了。她躺在空荡荡的大床上，反而松了口气。不用再假装睡着，不用再紧张地等待什么。她开始偷偷看经纪人发来的剧本，手指划过那些熟悉的台词，心里某个沉睡的部分，好像慢慢醒了。分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搬去了客房，后来干脆常住在朋友家。中药罐子终于从灶台上撤了下来，厨房里只剩下清洁剂的味道。巩俐站在干净的厨房中央，第一次觉得呼吸顺畅。她打电话给经纪人，说：“有合适的本子，就接吧。”重新站在镜头前的那天，阳光很好。导演喊“Action”的瞬间，她忽然找回了自己。那不是黄太太，不是求子的女人，她是演员巩俐。戏拍得很顺利，杀青那天，剧组开了香槟。她喝了一口，甜的。原来生活里不只有苦味。离婚手续办得很平静。黄和祥有些愧疚，说耽误了她这么多年。巩俐摇摇头，没说什么。走出律师事务所，她抬头看了看天，新加坡的天蓝得刺眼。她没回那个豪宅，直接去了机场，下一部戏在北京开机。飞机起飞时，她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心里异常平静。那段守着药罐的日子，像上辈子的事。她终于明白，有些东西求不来，有些路走错了，就得回头。药治不好心里的空洞，但自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