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总理亮出印度血统：解散边防局，4年百万移民涌入，“大开国门”酿苦果】
胡梅纽克在里斯本机场死亡，政府先赔70万欧元再拆边境机构 科斯塔执政后约4年引入100万移民，人口压力推高房价和医疗紧张 统计局修订后葡萄牙人口1140万，GDP增长被指主要来自移民流入 够了党借移民争议崛起，其多次遭主流媒体和核查机构批评 称葡萄牙重演欧洲失误，所谓进步主义并非经验主义
2020年春初，一场媒体风暴在葡萄牙爆发。震动舆论的消息是：乌克兰公民伊戈尔·胡梅纽克在里斯本机场死亡，当时他正被葡萄牙国家边境管理机构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拘押。更严重的是，外界认为，这起死亡事件曾被隐瞒数小时，原因是有人担心受害者遭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人员虐待的证据曝光。在警方羁押人员的待遇问题上，葡萄牙的名声并不清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个机构曾报告多起警方虐待事件，其中一些案件后来进入欧洲人权法院。当时葡萄牙警方的培训远不如今天专业，许多新招募人员出身贫寒。事实上，执法人员薪资从来不是中央政府的优先事项。直到今天，许多警务设施依然破败，警察常常需要自掏腰包购买制服，风险保险和工会权利保障也十分有限。对葡萄牙而言，不幸的是，2020年恰逢西方“觉醒”文化革命的高峰期，而里斯本执政的是由安东尼奥·科斯塔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多数政客都带有机会主义色彩，将科斯塔视为这方面尤为典型的人物，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科斯塔2015年出任总理后，不得不在紧缩危机的后果中执政，这场危机正是他所属政党一手造成的。在2011年次贷金融危机期间，该党以“对抗衰退”为名选择让国家公共债务翻倍，最终导致国家破产。面对沉重的债务偿付压力，社会主义政府没有足够财力用来转移公众注意力或收买民意。其二是意识形态原因。随着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第三条道路”和布莱尔主义声誉受损，科斯塔本人又并非善于鼓动人心、富有魅力的政治人物，而更像是社会主义党的灰色党务官僚，无法掩饰国家处境的严峻。在伊戈尔·胡梅纽克死亡事件发生后，科斯塔政府在案件尚无法院裁决的情况下，向其在乌克兰的家属支付了70万欧元赔偿。这等于在案件开审前就公开承认有罪，也因此污染了后续司法程序。社会主义政府随即暂停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的工作，并花费数月时间拆解其机构和职能。他们用移民融合与庇护局取代了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这一变化不仅是机构重组，更是政策方向的调整：原本“边境”和“外国人”这样的表述，被“移民”“融合”和“庇护”所取代；目标不再是控制或阻止非法移民入境，而是协助他们进入。此为以制度化方式取代边境管控。社会主义政府确实这样做了：在安东尼奥·科斯塔执政期间，大约100万移民在约4年时间内进入葡萄牙，这一数字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边境管控事实上已被取消。=新机构移民融合与庇护局有意维持低效和混乱，其工作人员往往把尽可能让更多申请者合法化视为自身使命。这100万人，接续的是此前10年进入葡萄牙的近50万移民。这些人或是逃离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巴西卢拉执政，或是为了躲避北欧的紧缩、通胀和穆斯林移民。区别在于，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仍负责时，至少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标准和管控；而到了移民融合与庇护局时期，人口流入几乎失去约束。大量新来者带来的直接压力，推动了右翼政党“够了党”的崛起。该党多年来一直表示，房地产价格飙升以及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医生和医疗服务可及性持续恶化，原因在于科斯塔政府激进的移民政策。由于这一立场，“够了党”曾被主流媒体斥为民粹主义，并被企业建制支持的“事实核查”机构指责传播虚假信息。2025年，一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曾在电视直播中向该党领导人安德烈·文图拉道歉，因为此前指责他夸大移民数据。就在过去一个月，现任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卫生部长也承认，家庭医生长期短缺与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有关。与此同时，葡萄牙国家统计局也陷入争议。该机构被迫修订人口数据，显示葡萄牙实际人口为1140万。这一修订意味着，葡萄牙跻身欧盟人口最多国家前10名，位列第9。这也暴露出科斯塔政府此前向葡萄牙民众和国际机构讲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存在误导。按其说法，整体国内生产总值之所以增长，只是因为有更多人迁入葡萄牙，而非生产率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真正提高。大规模引入移民带来的其他副作用，包括欧洲各地被报道的“葡萄牙”罪犯。这些人之所以被算作葡萄牙人，仅仅是因为移民融合与庇护局快速完成了其合法化程序，这与北欧国家持有当地护照的罪犯现象如出一辙。葡萄牙公立学校里，越来越多教室中带葡萄牙名字的孩子反而成了少数。“够了党”曾披露这一现象，并因此遭到主流媒体猛烈批评，理由是该党提供案例“侵犯了儿童隐私”。作者接着提出一个问题：安东尼奥·科斯塔为何会成为“觉醒”式强硬治理和背叛的推动者？毕竟，他原本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人，而更像社会主义党的灰色党务官僚。科斯塔很早就在社会主义党青年组织中起步，并在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担任总理时期逐渐为人所知。古特雷斯如今是联合国秘书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他曾是葡萄牙“新工党”式布莱尔主义治理路线的代表人物。不过，到了2010年代初，科斯塔遇到了问题。当时他担任里斯本市长，正准备竞逐社会主义党领导权，继而角逐总理职位，但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权掌握在今年总统选举的获胜者安东尼奥·若泽·塞古罗手中。塞古罗之所以构成障碍，是因为他同样来自社会主义党中间派。因此，科斯塔不得不与党内“觉醒”极端派结盟，以推翻塞古罗，随后自己竞逐总理。科斯塔出任总理后，别无选择，只能向党内新马克思主义者让出若干部委和议席；而这些人又帮助他获得了极左翼共产党和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议会支持。这与美国出现的趋势相似。以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为代表的1990年代“蓝狗派”新自由主义者，后来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反白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交叉性政治和第三世界主义政策打开了大门。对职业政治阶层而言，这类带有种族色彩的迎合更多是一种表演；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样做还有一个额外便利，即无须在劳动法问题上作出让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工会人士曾推动这类让步，至少除了带有种族色彩的多元、平等与包容招聘做法之外，没有更多实质性让步。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巨型企业彩虹旗”模式，即以社会正义加盟的方式，把文化革命输出到全世界。在其看来，经过“彩虹祝福”的美元，归根结底仍然是美元。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曾戴着口罩为乔治·弗洛伊德下跪；而在葡萄牙，安东尼奥·科斯塔则突然动用自己的印度血统，指责反对派存在种族主义。这不仅让大多数葡萄牙人感到错愕，甚至连科斯塔所属政党的成员也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此前都不知道科斯塔有印度血统。这一事实在他数十年极为成功的政治生涯中从未成为问题——例如葡萄牙南部地区居民本就可能肤色很深。如今纽约市围绕佐赫兰·马姆达尼出现的问题，以及美国民主党整体面临的问题，在于那些新自由主义“觉醒派”正在失去对他们过去几十年放进体系内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控制。悲剧在于，城市建制派多年来一直为第三世界主义辩护，如今在修辞层面已经无力击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欧洲也在发生类似情况：连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都参加“去增长”会议，欧盟官僚如今则成了激进女权主义者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并忙于推行受“觉醒”理念启发的审查。葡萄牙本不是什么率先发出警报的“矿井金丝雀”，却愚蠢地选择重演其他欧洲国家早已痛苦悔恨的灾难性错误。“进步主义不是经验主义。”
作者：米格尔·努内斯·席尔瓦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本文出处：When Portugal Abolished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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