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陈宝仓大女儿陈禹方惊恐地跑回家，和爸爸说了一件可怕的事，在回家路上，她看到军车载着五花大绑的犯人呼啸而过，听人说是“奸细”，要拉去处决了。陈宝仓听后，马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屋里的灯光昏黄，像是也被外头的肃杀之气压得抬不起头。陈宝仓没急着追问女儿细节，只是默默把桌上的茶杯往她面前推了推，示意孩子先喝口水压惊。十几岁的女孩哪懂什么时局，她只觉得那些被反绑双手的人眼神空洞，像秋风里被拔了根的草。可在父亲眼里，这一幕根本不是偶发的街头闹剧，那是暴风雨彻底降临前的信号。

彼时陈宝仓身在台北，对外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暗地里，他配合吴石收集岛内防务情报，是隐蔽战线关键一员。最近一段时间，街头抓捕越来越频繁，保密局特务四处搜捕进步人士。他心里清楚，白色恐怖持续蔓延，危险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当晚就和妻子商议，尽快安排一家人离开台湾前往香港避险。女儿偶遇押解犯人的场景，彻底让他警醒。敌人已经铺开清剿的大网，谁都无法保证能够安稳脱身，家人留在台北，随时会成为敌人用来要挟他的筹码。

当时不少潜伏的工作人员心存侥幸，觉得日常行事低调，就能躲开特务搜查。陈宝仓见识过情报机关的手段，清楚只要出现一丝线索，整条线上的同志都会陷入险境。

接下来的日子，他不动声色处理所有情报资料，记录防务部署的图纸、密信全部妥善销毁。在外依旧维持国民党中将的日常状态，照常出席各类应酬，不让旁人察觉异样。私下里，他慢慢整理家人出行证件，托付可靠友人帮忙联络离台船票。

身边有人劝说，他可以跟着家人一同前往香港暂时避祸。陈宝仓轻轻摇头。大陆十分需要台湾海防一线的情报，吴石急需熟悉军务的人协助梳理防御部署，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不能一走了之。

他做好了和家人分开的打算，先安排妻儿先行撤离。离别的时候，他没有说太多悲壮的话语，只叮嘱家人安稳生活，不要轻易打探岛内消息。亲人当时并不知道，这场分别，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

局势的走向印证了陈宝仓的预判。叛徒蔡孝乾叛变之后，台湾地下情报网络遭遇重创，吴石不幸被捕。特务在吴石住所搜出文件，凭借笔迹线索锁定陈宝仓，他很快遭到逮捕。

面对轮番酷刑，陈宝仓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任何一位同志的信息。1950年6月，陈宝仓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当年街头疾驰而过的军车，提前让他嗅到危机。他抓住宝贵的窗口期安顿好家人，坚守肩负的使命，用一生诠释了隐蔽战线英雄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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