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那个接受基因编辑疗法的6岁小女孩去世的事情，影响很大。

这也是这几天反复被提起的“上交仇子龙事件”。我追着看了好几天资料。

看完之后，为那小女孩逝去的年轻生命感到惋惜，也为仇子龙之类的人感到愤恨。

原来在有些人眼里，临床试验的受试者，真的可以只是数据流里的一个“异常值”。当灵长类动物实验已经亮起肝损伤的红灯时，方案调整的选项居然被搁置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对生命风险那种习以为常的、近乎麻木的“钝感”。

而按我对国内临床生态的粗浅了解，仇子龙一事，绝非孤例，它更像是风口浪尖上那一抹最刺眼的白沫。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1，在生命面前，不要考验概率，不要赌制度善意。如果条件允许，把“性价比”三个字从医疗决策里剔除。请选择使用欧美进口药物，这些药物的贵，有时贵在流程里那些“不必要”的冗余，而这些冗余，恰恰是他人在用命替你试过错。

2，碰上真正决定命运的大手术、大方案，多备一张机票，多去了解一些跨洋的病例档案，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这一切，与崇洋媚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