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抗战川军师长，从旅长打成了团长，百战不死却在建国后被处决
1939年前后，朱再明还是川军第481旅少将旅长。进入大洪山战场不久，他的职务却变成了第481团团长。
从一个旅长变成团长，听上去像是受了处分。可真正的原因更加沉重：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伤亡太大，一个旅剩下的人马已经撑不起原来的编制，只能缩成一个团。朱再明的军衔没有降，手里的兵却少了一大截。
这不是他个人的起落，而是一支部队被战争一点点磨薄的结果。
1938年秋，第29集团军在湖北上巴河一带阻击日军。日军有飞机、火炮和装甲车辆配合，川军的武器和补给都处在下风。朱再明当时担任第161师第481旅第966团团长，带着部队连续抵抗数日，阵地最后还是被突破。
撤退很快变成了混乱。伤员、士兵和当地百姓挤在道路上，日军飞机不断俯冲扫射，后面的追兵也越逼越近。偏偏朱再明正在发高烧，只能躺在担架上随队转移。
眼看队伍乱了，他从担架上挣扎起来，让卫士把自己扶上一匹白马，冲到前面大声指挥，叫人群散开卧倒。白马在烟尘里非常显眼，日军飞机很快盯上了他，子弹追着马蹄扫过，炸弹也落在附近。
朱再明没有停下来。他骑马来回奔跑，把人群从拥堵的道路上分散出去，也把日机的火力引向自己。那一天他活了下来，许多军民也趁机躲过轰炸。战斗结束后，他由团长升任第481旅旅长。
可这份升迁并没有带来多少喜悦。武汉会战结束后，第29集团军人员和武器损失严重，原有部队只能重新整编。朱再明刚当上旅长不久，第481旅便缩编为第481团，他于是以少将身份继续担任团长。
战场上的职位，有时不是越打越高，而是部队越打越少。昨日还能指挥几个团，今日身边只剩一个团；原来熟悉的营长、连长和士兵，也在一次次战斗中换了面孔。
1940年，日军向大洪山地区发动进攻。这里山多路窄，是鄂中重要的交通和防御地带。川军在当地坚守了一年多，粮食、药品和弹药经常接济不上，只能依靠山势修筑阵地，反复阻击。
一次战斗中，第29集团军遭到日军包围，连续突围没有成功。朱再明接到的任务，是带兵撕开缺口，让主力先撤。他率部向日军防线猛攻，通路虽然打开，跟随他冲锋的官兵却伤亡惨重。
这样的仗，他并非只经历过一次。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以及大洪山保卫战期间，他的部队长期在湖北北部作战。阵地守不住就退到下一道山梁，队伍打残了便重新补充，伤口尚未痊愈，又要回到前线。
1940年11月，朱再明调任第149师代理师长。日军再次进攻大洪山时，他选择隐蔽兵力，等待对方分兵后突然反击。双方激战数日，川军击退了进犯部队，自己也有数百名官兵没有回来。
从一个普通士兵走到师长位置，朱再明已经在军队里熬了近三十年。
他生于1896年，家乡是四川巴县陶家乡，也就是今天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一带。1913年，十六七岁的朱再明进入川军。起初没有什么特殊身份，就是基层部队里的一名士兵。
他读过几年私塾，识字，也肯钻研军事。白天跟着队伍操练，空闲时学习带兵和射击。到1922年前后，他已升任连长，后来参加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多年军旅生活，使他对枪械、地形和基层士兵都十分熟悉。
全面抗战爆发后，朱再明没有留在四川，而是随第29集团军出川。那时出川部队装备并不齐整，有人穿草鞋，有人背着老旧步枪，重武器更是有限。他们面对的却是已经占领大片国土、火力占优的日军。
朱再明能在上巴河的乱军中重新组织撤退，也能在大洪山带兵突围，并不只是因为胆子大。他从士兵、排长、连长一步步干上来，清楚队伍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垮，也知道指挥官一旦先乱，下面的人就更难稳住。
多年作战也耗尽了他的身体。1943年，朱再明因伤病离开军队，回到巴县休养。他把战场上骑过的白马带回家中，平日管理果园，也整理自己的从军经历。1947年，他被叙任陆军少将，后来办理退役。
枪炮声停下之后，他并没有获得一个安稳的晚年。
1951年，朱再明在巴县被处决，时年约五十五岁。关于案件的具体经过，现有记载并不充分，很多细节无法得到相互印证，因此不能凭传闻随意补充。能够确定的是，这位从士兵打到师长、在抗日前线征战多年的川军军官，最终没有死在日军的飞机和炮火之下。
朱再明的一生，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枪法故事，而是“旅长变团长”背后的残酷事实。一个旅缩成一个团，几句话就能讲完，可缩掉的不是纸上的番号，而是成百上千名官兵的生命。
在我看来，讲述这段历史，既不能只靠传奇故事吸引眼球，也不应因为人物晚年的结局，就抹掉他在抗战中的经历。功劳应当讲清楚，存疑之处也要留有分寸。朱再明并非没有争议，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确实率部走上前线，也确实在装备落后、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坚持作战。把这些事实说明白，才是对历史和牺牲者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