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州，日军30万精锐将60万国军死死困住，眼看插翅难飞，李宗仁几乎绝望，一个杂牌将军突然站了出来：给我一个军，我去断后救出主力。
1938年5月的徐州，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城外炮声，而是地图上不断合拢的箭头。台儿庄刚打出一场振奋人心的胜仗，第五战区却转眼陷入险境。北面的日军沿鲁南压来，南面的部队从蚌埠、宿县一线向上推进，西侧通道也受到威胁。徐州若被封死，聚集在战区内的数十万部队就可能失去退路。
问题还不只是敌军来得快。台儿庄战后，各路部队被继续调往徐州，兵力越聚越多，阵线也越拉越长。许多部队刚打过临沂、滕县和台儿庄，人员疲惫，弹药补充不上。几十万人分散在铁路、公路和村镇之间，看上去声势很大，真正调动起来却像一辆装得太满的车，想掉头并不容易。
李宗仁很快看明白，再守下去，争的就不只是一座城，而是几十万人的生死。5月中旬，第五战区决定放弃徐州，把主力分成几路，趁日军包围圈尚未完全扣紧，向豫皖方向转移。命令容易写在纸上，真正难的是谁走在最后。
大军撤退，绝不是转身就走。伤员、辎重、炮兵和通信人员都要通过有限的道路，前队还可能堵住后队。日军一旦发现城内已空，机械化部队就会追上来，飞机也会盯着公路轰炸。因此必须有人留在徐州，继续摆出坚守架势，让敌军摸不清主力究竟撤到了哪里。
这个任务落到了刘汝明和第六十八军身上。刘汝明出身西北军，他的部队由第二十九军系统改编而来，不属于当时最受重视的中央嫡系。装备、补给和兵员补充都谈不上优先，所以被人叫作“杂牌军”。可这支部队参加过长城抗战，也在华北战场同日军交过手，并不是一群临时拼凑的新兵。
5月16日，第五战区正式下达撤退部署，第六十八军留在徐州担负掩护。刘汝明要做的，不是把全军钉死在城里，而是把这场掩护做得足够逼真：阵地不能立刻安静，巡逻不能突然消失，外围仍要保持接触，必要时还得主动还击。
只要日军晚几个小时确认中国军队的撤退方向，前面的部队就能多走一段路。战场上，这几个小时看起来不长，落到几十万人的队伍里，却可能决定一支部队能否穿过路口、一批伤员能否离开危险区域。
接下来的徐州，表面上仍像一座准备死守的军事重镇，城外却已有大批部队悄悄西撤。白天烟尘遮住道路，夜里队伍借着黑暗移动。有人绕向永城，有人奔往亳县、涡阳一带，还有部队在村庄和河沟之间临时改道。第五战区长官部也夹在撤退队伍中，通信一度十分困难。
刘汝明部留得越久，危险就越大。日军第九、第十师团逐渐向徐州周围收拢，想把最后的守军堵在城内。第六十八军一边维持阵地，一边收容掉队人员，等主力基本通过后，才开始收缩防线。撤退途中，他们又在萧县方向同追兵交战，边打边走，没有让撤离立刻变成溃逃。
5月19日，第六十八军完成掩护任务，撤出徐州。同一天，日军进入城内。徐州丢了，但日军期待的围歼场面没有出现。第五战区大部分主力已经越过包围线，随后转入豫皖地区整顿，并在不久后投入更大规模的武汉会战。
这场突围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是危急关头必须有人承担最吃亏的位置。走在前面的部队还有道路可选，留在最后的人却要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既不能提前撤，也不能恋战到错过脱身时机。刘汝明接下的，正是这样一份不好立功、却最容易全军覆没的差事。
所谓“杂牌”，只是当时军队内部的一种划分，不能代表官兵的勇气。第六十八军没有最好的武器，也没有耀眼的名声，却用自己的行动给主力换来了时间。徐州会战留下的不只有台儿庄的胜利，还有这场在合围阴影下完成的大撤退。
在我看来，刘汝明最值得记住的，不只是危急时刻敢于接下断后任务，更在于他对作战分寸的把握。他没有把断后理解成盲目拼光，也没有借口保存实力提前离开。他让部队留到该留的时候，又在使命完成后果断撤出。
战争中的担当，并不总是冲到最前面。有时，是明知身后已经无人接替，仍把最后一道门守住，等大队人马走远之后，自己再从逐渐收紧的包围圈里杀出去。刘汝明和第六十八军在徐州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