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十大元帅多人挨过毛主席批评，唯独刘伯承、徐向前从未被训斥
带兵打仗，不怕将领一时失手，就怕出了问题还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毛主席评价高级将领，看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仗赢没赢。因此，一些战功赫赫的元帅也曾受到严厉提醒。职位越高，肩上的担子越重，批评往往也越直接。不过在长期并肩作战的经历中，刘伯承和徐向前却很少留下被毛主席当面训斥的故事。
这并不代表他们从未打过败仗。恰恰相反，两人经历的险境，一个比一个沉重。只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习惯：事情办得好，不抢着说功劳；事情出了差错，也不等别人追问，自己先把责任接过来。
刘伯承最让人放心的地方，是他从不把“经验丰富”当成可以放松的理由。

早年在四川参加战斗时，他的右眼被子弹击中。1916年接受手术期间，为了尽量避免麻醉对身体可能造成的影响，他忍着剧痛完成治疗。后来人们常讲这段经历，是因为他在那样的处境下，仍能保持头脑清醒。
可真正让他成为一代名将的，并不是忍痛，而是肯学。
参加南昌起义后，刘伯承认真总结作战中的问题，意识到只靠过去在川军积累的经验远远不够。此后，他到苏联学习军事。那时他已经三十多岁，从语言到军事理论都要重新起步，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
回国后，他担任红军重要军事职务。长征途中，前有江河天险，后有追兵压迫，部队每走一步都像在刀尖上挪动。刘伯承熟悉地形，善于调查渡口，又懂得怎样把计划落实到具体部队，因此多次承担开路和组织渡江的重任。

他办事有个特点，不爱留下糊涂账。
一次战斗结束，别人可能先看缴获了多少、消灭了多少敌人，他却还要追问：部队为什么多走了弯路，情报为何出现偏差，哪个环节增加了伤亡。就算战斗打赢了，只要过程里有漏洞，他也会把问题记下来。
这种习惯看着费事，实际很有用。许多本来需要上级指出的毛病，到了刘伯承那里，往往已经被他自己发现。有时中央的意见还没送到，他的总结和改进办法已经写出来了。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那里条件艰苦，既要打击敌军，又要建立根据地，还得想办法解决部队吃饭、群众生产和地方治理的问题。
刘伯承不是只盯着地图上的箭头。他明白，部队能不能站住脚，不能光靠几场胜仗。群众是否支持，粮食能否供应，基层干部有没有能力，同样关系着根据地能走多远。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情况更加艰难。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重装备难以携带，补给线也不稳定。这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风险大，代价也大。

面对困难，刘伯承没有反复诉苦，更没有把损失推给客观条件。他和邓小平一边调整部署，一边保存力量，设法在敌军腹地站稳。毛主席需要的，正是这种明知任务艰巨，仍能沉住气把事情做下去的将领。
徐向前让人信任的原因，则是另一种性格。
他平时话不多，不喜欢在人前表现，但到了原则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长征时期，红军内部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有人提出可能发生武力冲突，徐向前明确反对红军之间互相开枪。

这不是一句随口而出的话。那时部队处于特殊环境，任何错误决定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徐向前能够稳住部队，说明他在复杂局面里始终分得清什么能做，什么绝不能做。
真正压在他心头多年的，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
1936年，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作战。当地地域狭长，南北受限，粮食和兵员补充都十分困难。部队长期孤军作战，又面对熟悉地形的强敌，最后遭受严重损失。

徐向前从险境中突围后，经过长途辗转，于1937年回到陕北。他没有隐瞒失败，也没有把责任全部推给环境和别人。对于一位前线指挥员来说，带着失败回到组织面前，需要承受的压力并不比战场上的枪炮轻。
毛主席没有用重话训斥他，正是因为看到了整场行动背后的复杂原因，也看到了徐向前没有逃避。
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不只看他胜利时站在哪里，还要看他失败后往哪里走。徐向前选择回来，把情况讲清楚，把责任扛下来，这一点十分难得。

此后，他没有一直困在那次挫折里。
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到冀南平原开展工作。平原地区没有高山密林，部队行动容易暴露，照搬山地游击战的办法行不通。他提出依靠群众，把分散的村庄、民兵和地方武装连接起来，以广大群众形成能够掩护部队的“人山”。
到了山西战场，徐向前面对的又是一副难局。部队装备基础较弱，攻坚任务却很重。运城、临汾、晋中等战役，一个接着一个，许多地方工事坚固，必须靠耐心组织和反复准备才能拿下。

毛主席对他的信任，也是在这些硬仗中一点点加深的。徐向前不擅长讲漂亮话，却能把别人认为难办的事情，一件件办出结果。
刘伯承和徐向前，一个像精密的尺子，凡事反复核对，不允许自己稀里糊涂；一个像沉稳的老牛，受了再大的打击，也不甩担子、不绕路。
他们都不是没有缺点，也不是永远不会判断失误。只是刘伯承习惯把批评放在前面，自己先检查自己；徐向前则把委屈压在心里，遇到失败仍然守住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