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疯子”王劲哉：横击日寇傲立江汉，终向延安寄赤心
1943年初，日伪军突然向湖北江汉地区集中兵力。河道被封，村镇接连失守，王劲哉苦心经营多年的防区，很快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更危险的是，敌人对他的兵力部署、指挥位置和防御弱点了如指掌。原因并不复杂，他的部将古鼎新已经倒向日伪一边。外有重兵围攻，内有旧部带路，第一二八师陷入了几乎无法挽回的困境。
王劲哉负伤被俘。一个曾经控制江汉大片区域、让日军多次出兵围剿的将领，就这样从顶峰跌到了谷底。
这场失败，也把他性格中的两面都照了出来：他敢打敢冲，能在绝境中拉起队伍；可他脾气暴烈，治军严厉，对部下缺少足够信任，最终给内部反叛留下了机会。
王劲哉是陕西渭南人，生于1897年。早年进入西安讲武堂，后来在杨虎城部队中任职。他不是那种坐在后方发号施令的人，打仗时经常冲在前面，作风又猛又硬，因此有了“王老虎”的名声。
部下称他“疯子”，更多是因为他做事不留退路。战况越乱，他越敢往前顶；别人想着保存实力，他往往先考虑能不能把阵地守住。这种性格让他在战场上很有威慑力，也让他在人际和派系关系中处处碰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劲哉率部东进，先后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1938年在江西瑞昌一线，他所率部队与日军连续苦战，人员和装备损失很大。
武汉失守以后，一二八师主力被调走，留给王劲哉的兵力已经十分有限。上级不能及时补充枪支弹药，后方运输也断断续续。换成别人，可能会带着残部撤往较安全的地区，他却把目光投向了江汉平原。

那里水网纵横，道路复杂，日军占着县城和交通线，乡村之间又散布着地方武装、溃兵和土匪。表面上看，这是一块谁都难以控制的地方；可在王劲哉眼里，这里也有日军兵力难以完全铺开的空隙。
他带着残余部队进入沔阳、潜江、监利、天门一带，边打边收拢人员。国民党军撤退时留下的散兵，被他编进队伍；地方上的抗日武装，也有一部分被吸收进来；他还派人返回陕西招募新兵。
一支原本已经伤筋动骨的部队，竟然重新扩大起来。有关一二八师最盛时期的人数，各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王劲哉一度在江汉地区形成了相当大的武装力量，活动范围涉及多个县。
光把人聚起来还不够，吃饭、穿衣、枪械维修都是难题。他让人在防区内设立训练机构，把来源复杂的士兵重新整顿；又办起被服作坊和修械场，旧枪坏枪能修就修，缺少军装就自己生产。
江汉地区河多、湖多，他便利用河堤、村庄和渡口修筑据点。一处受袭，附近部队可以迅速接应。这样的防御不算现代化，却很适合当地环境，也让日军难以一口吞掉整片防区。
从1940年到1942年，日军多次出兵清剿。王部装备远不如对手，正面硬拼占不到便宜，便依托水网和村镇反复周旋，袭击据点，破坏交通，迫使日军不断增加守备力量。
在施家港、陶家坝等地，双方曾展开激烈战斗。第一二八师付出不小伤亡，却始终没有轻易退出江汉。对当地百姓来说，这支部队纪律有时严厉，征集粮草也带来压力；但对日军而言，它确实是一块迟迟拔不掉的钉子。
王劲哉的问题，同样在这一时期慢慢积累。他过分依靠个人权威，处理内部矛盾时手段强硬，与周围其他武装也时有摩擦。队伍扩大得很快，内部成分却十分复杂，真正稳固的上下级关系并没有同步建立。
因此，当古鼎新叛变后，日伪军不仅拿到了军事情报，还能利用一二八师内部的不满进行分化。1943年的崩溃，看似来得突然，其实早已有了裂缝。

被俘后的王劲哉一度接受汪伪方面安排，挂名担任军职。这段经历是他人生中难以绕开的灰暗部分。后来他脱离控制，想重新组织部队，但江汉旧部已经四散，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局面。
抗战胜利后，王劲哉回到陕西，又因身份和旧部问题受到胡宗南方面拘押。脱身以后，他已经没有多少兵，也没有稳定地盘。过去那种靠个人威望招兵、占地、支撑局面的办法，显然走到了尽头。
1946年，他托人向延安转去书信，表达前往陕北、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延安方面接受了他的请求。此后，他担任陕西自卫军纵队司令员，开始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
1948年，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王劲哉成为特别党员。1949年以后，他在渭南军分区和陕西地方机构工作，后来又担任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等职务。
1968年，王劲哉在西安病逝，终年七十一岁。
王劲哉最值得记住的地方，是武汉会战失利后没有远离战场。他在缺兵、缺枪、缺后援的情况下进入江汉，把一支残破部队重新组织起来，在日军占领区坚持多年，这份抗战经历不能被忽略。
但他的失败也说明，光靠勇猛和强硬，无法长期维持一支复杂的军队。个人威望可以在短时间内聚拢人马，却代替不了稳定的组织、清晰的纪律和真正可靠的内部关系。
人们把王劲哉叫作“疯子”，既是形容他的胆量，也包含对他暴烈性格的评价。他并非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却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拿起武器抵抗侵略，又在晚年找到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