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陷落后，湘军最精锐的霆军8000人反而哗变了，不但拒绝奉命西征，还绑架了主将宋国永。更荒唐的是，这8000人随后南下，投奔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太平天国余部，沿途清军竟无一人敢拦。
同治四年春，湖北金口的江面上，一支久经战阵的军队突然停了下来。
船只已经备好，西行命令也催了多次，可八千名霆军就是不肯开拔。军营里到处是叫骂声，士兵围住中军，把主将宋国永控制起来。有人扬言，欠下的军饷不补，这趟西北谁爱去谁去。
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清廷眼里的功臣。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破天京。持续十多年的大战眼看就要收尾，大批湘军开始裁撤，留下的部队则被安排到其他战场。霆军战功多、名气大，自然没有马上解散，反而接到一项更苦的任务：离开东南，前往陕甘作战。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霆军不是由朝廷按固定制度养出来的正规军，而是鲍超从地方招募、逐步扩充起来的勇营。士兵跟着谁打仗，就更听谁的话；谁能按时发饷、分配赏银，谁才真正说得上话。对许多士兵来说，鲍超和军饷都比一纸调令更加实在。
这支部队最初只有五营，后来越打越多，吸收了不少流民、旧勇和投降人员。它的长处很明显，敢冲阵，能打硬仗，遇到危急局面往往可以迅速救场。但它的弱点也同样明显：人员来源复杂，长期依赖主帅威望，纪律很大程度上靠利益维持。
战争激烈时，问题还能压住。
攻下一座城，士兵可能得到赏银；完成一次恶战，也有机会升赏。即使军饷拖欠，大家多少还能盼着下一场胜仗。天京陷落后，大规模攻城战迅速减少，地方财政又早已被战争拖空，过去那套靠战事维持军队的办法一下失灵了。
偏偏鲍超这时请假回四川处理家事，霆军也被分成两路。
娄云庆率领约一万人前往福建，追剿转入闽粤的太平军余部；宋国永带领八千人先行西进，准备前往陕甘。两支人马原本属于同一支军队，处境却很不一样。福建方向很快筹到部分粮饷，西征人马却既要远行，又迟迟拿不到欠银。
宋国永带队经过江西时，军中已经闹过一次。
士兵围营索饷，声势越来越大。地方官担心他们抢掠，只能设法筹钱安抚。队伍勉强继续上路，到了距离武昌不远的金口，积压已久的不满再次爆发。这一回，几句“以后补发”的承诺再也压不住人了。
士兵害怕的并不只是路远。
陕甘战事复杂，气候与东南不同，补给也困难。霆军中的许多人多年没有回乡，身上带伤，家中情况又不清楚。如今旧仗刚打完，朝廷没有先把欠账结清，反而要求他们继续远征，军中自然觉得自己被当成了随时可以消耗的人。
兵变发生后，宋国永已无法约束全军。
霆军士兵成群结队离开金口，随后向江西方向移动。地方官当然接到了堵截命令，但真正执行时，谁都不愿先动手。眼前不是几百名临时聚集的散兵，而是携带武器、熟悉阵法、打过多年恶战的老兵。普通绿营若贸然靠近，很可能当场被冲垮。
于是出现了十分尴尬的一幕。
前方州县关闭城门，沿途官兵远远跟随，各地一面向上报告，一面避免正面冲突。所谓“无人敢拦”，并不是完全没有追兵，而是各处都怕把溃散变成血战。大家希望这支队伍赶快离开自己的辖区，却没人愿意承担强行截击的后果。
南下途中，霆军不断分散，也有人选择回乡。不过其中的大股人马仍沿江西进入广东，最后与汪海洋率领的太平军余部汇合。
这件事看上去十分荒唐：过去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两支军队，转眼站到了一起。可对这些哗变士兵来说，回到清军营中很可能被追究，独自在地方游荡也难以生存。太平军余部缺少有经验的兵员，双方因此各取所需。
清廷得知消息后，不得不紧急召回鲍超。
原定让他率军前往西北的计划随即改变，朝廷命他赶赴福建、广东，一面招抚旧部，一面配合各路清军围剿。鲍超亲手带出来的士兵，如今却要由他亲自追击，这也暴露出霆军真正服从的从来不是一套稳定制度，而是主帅个人。
同治四年末，太平军余部被压缩到嘉应州一带。汪海洋战死后，余部推谭体元继续统领。次年初，清军从福建、江西和广东多路推进，霆军哗变人员也被卷入最后的突围战。欧阳辉、黄矮子等人被捕后处死，剩下的人或死或散。
从金口停船，到南下投奔旧敌，这场兵变表面上是八千士兵拒绝西征，背后却是湘军运行方式的一次集中崩塌。
霆军能打，是因为士兵相信跟着鲍超有饷可领、有功可赏；霆军失控，也是因为鲍超离开以后，没有任何制度能够代替这种私人关系。命令还在，军心却早已不在。清廷以为打下天京便可收拾残局，没想到战争留下的大批武装人员、欠饷和旧怨，反而成为新的麻烦。
一支军队在战场上越强，并不意味着它在停战后越容易安置。若只看它能不能冲锋，不管士兵靠什么生活、由谁约束，胜利之后同样可能出乱子。霆军从王牌变成溃军，再从清军变成太平军余部的一部分，真正令人深思的不是士兵突然改变立场，而是支撑这支军队的那套办法，本来就没有多少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