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4日，革命党敢死队攻入浙江巡抚衙门，并抓住了巡抚增韫，革命党准备将他处死，然而就在增韫万念俱灰，准备赴死之际，浙江著名士绅汤寿潜站出来为增韫说话：“不能因为增韫是浙江巡抚就杀掉他，毕竟他还有支持进步言论的行为，在任期间也比较清廉，并无大恶。”

话说那一天的杭州城，火药味浓得呛人。敢死队冲进巡抚衙门的时候，增韫正从后墙凿了个洞往外爬，灰头土脸地被揪了出来。这位蒙古镶黄旗出身的末任浙江巡抚，平日里端坐在八抬大轿里威风八面，那一刻却狼狈得像条丧家之犬。

革命党人眼睛里冒着火。秋瑾的血还没干透呢，就在几年前，这位鉴湖女侠在绍兴轩亭口慷慨就义，多少浙江人的心被扎得生疼。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一个接一个倒在清政府的屠刀下。这笔账，革命党人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巡抚大人落在自己手里，不杀他，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兄弟？敢死队里有人已经把刀抽出来了，刀刃上反射着烛光，冷森森的。

增韫闭上了眼。他心里明白，这一天迟早要来。前两天浙江谘议局请他宣布独立，他硬是咬着牙拒绝了。忠臣不事二主，这是读书人的骨气。可骨气归骨气，命只有一条。他等着那一刀落下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汤寿潜站出来了。

汤寿潜是谁？浙江山阴人，进士出身，早年写过《危言》四卷鼓吹变法维新，后来成了江浙立宪派的头面人物。铁路风潮那会儿，他带着浙江人跟清政府硬顶，保住了浙路公司的利权。在浙江地面上，汤寿潜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老百姓认他，革命党人也得给他几分面子。

汤寿潜说的那番话，表面上看是替增韫求情:“支持进步言论”、“比较清廉”、“并无大恶”，可仔细咂摸咂摸，味道没那么简单。

先说“支持进步言论”。增韫在任上确实没怎么疯狂镇压过报馆学堂，比起其他地方杀人如麻的督抚，算得上是“温和派”。可这“温和”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浙江这地方，士绅力量大，革命党活动频繁，一个巡抚想搞高压统治也未必压得住。与其说是增韫开明，不如说是形势比人强。汤寿潜用“支持进步言论”来给增韫贴金，多少有点春秋笔法的意思。

再说“清廉”。清朝末年，官场烂到了根子上，找个不贪的官比找条不偷腥的猫还难。增韫能在这种环境里保持相对清白，确实不容易。可“清廉”就能抵消他是清朝统治代表这个事实吗？革命党人要推翻的是整个制度，不是你个人品德好就能赦免的。汤寿潜这话，把“个人操守”和“政治立场”给搅在了一起，偷换了概念。

最耐人寻味的是“并无大恶”。什么叫“大恶”？杀革命党算不算大恶？增韫手上确实没有直接沾过革命党的血，可他是整个镇压机器的顶端人物。秋瑾被杀的时候，他是浙江巡抚吗？不是，他1908年才上任。可这不代表他对革命党的态度就比别人温和，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第一反应是严防死守，坚决不肯独立。要不是敢死队动作快，浙江的光复怕是没那么顺利。

汤寿潜站出来替增韫说话，骨子里是立宪派的老套路，讲人情、讲规矩、讲体面。革命党人要的是快意恩仇，立宪派要的是平稳过渡。这两拨人虽然在推翻清朝这件事上目标一致，可做事的路数差了十万八千里。汤寿潜后来被推举为浙江都督，他这一嗓子，不光是救了一条命，更是给新成立的浙江军政府定了个调子，咱们不走极端，不搞清算，该放的放，该留的留。

后来释放增韫这事儿，浙江参议部还正儿八经开了会表决。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也点了头，说“既然不杀增韫，不如资送增韫出境”。陶成章自己掏了一百块大洋给增韫做路费，那可是实打实的银子，不是嘴上说说。可惜好心没好报，后来有人造谣说陶成章收了增韫二十万贿赂才放的人。这谣言传得有鼻子有眼，把陶成章气得在报纸上发声明澄清。再后来，陶成章被暗杀，这笔烂账又被人翻出来说事。

说到底，放不放增韫，根本不是他个人该不该死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生的政权怎么对待旧政权遗留的问题。杀了他，痛快是痛快了，可接下来还有那么多清朝的官员要处理，难道个个都杀？不杀他，又怎么向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交代？汤寿潜给出了一个答案，看人下菜碟，好人品的就饶一命。这个答案在当时稳住了浙江的局势，可也埋下了一个隐患：革命的标准到底是看立场还是看人品？如果只要“清廉”“无大恶”就能被原谅，那革命的意义又在哪儿？

增韫后来被释放，回了东北。再后来袁世凯称帝，他还去北京当过参政。1931年九一八之后，他投了日本，当了伪满洲国的参议。当年汤寿潜替他说的那几句好话:“并无大恶”，放在后来这段历史上看，多少有点讽刺。

历史就是这么拧巴。你以为饶了一个好人，结果他后来走了另一条路。你以为做了一件仁义的事，几十年后回头看，味道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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