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汉奸陈公博，被枪毙的现场，临刑前他对身边的狱警说道：”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

然而，没有人理会他的话，几分钟后枪声响起，他的生命便结束在了荒草地上。

他的结局早已注定，1892年，陈公博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官宦之家，家境良好，教育优越，注定不会是一名普通人。

十五岁时，他参与了反清起义，展现出了青年人的朝气与热血，后来，他考入了北京大学，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共读。

毕业后，他回到广州，创办了《广东群报》，报纸主要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那时的他，与中国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相信社会的未来。

1921年，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公博是会议的代表之一，会议期间，因为巡捕突然搜查而被迫转移会场时，他却带着妻子离开现场。

这件事证明了他的特质，他畏惧风险，使他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正是这种性格，预示了他的选择总是围绕着自己，而不是信仰。

离开共产党后，他开始在国民党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1922年，他支持陈炯明，1925年，他进入国民党后，更是迅速靠近汪精卫，成为汪的亲信之一。

在他眼中，自己的前途是第一位的，追随强者、选择风险最小的一方才是正确的决定。

1938年，抗战进入胶着阶段，汪精卫选择投敌，与日本人合作，陈公博对战局做出了极度悲观的判断，他毫不犹豫地跟随汪精卫投向日本。

在汪伪政权中，陈公博成为立法院长，他积极参与《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为了取悦日本人，他甚至将山东的煤矿、河北的铁路等战略资源主权拱手相让。

他背叛国家的那些年，老百姓对他的痛恨与日俱增，汪伪政权虽然有了短暂的“和平”，但陈公博的行为彻底断送了他作为一个国人的声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公博的“靠山”轰然倒塌，他成了一个仓皇的逃亡者，他先是向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求助，希望带他逃往日本。

最终，日本人安排他一家飞往京都，逃亡途中，他的小妾为了带走巨额财物，将三箱金条藏在貂皮大衣中，致使行迹败露，财物被全部没收。

到达日本后，陈公博一家躲藏在京都金阁寺中，他多次尝试自杀，但都被妻子李励庄拦下，不久后，日本政府为了摆脱责任，向外宣称陈公博已经自杀。

但国民政府识破骗局，决定强行将陈公博引渡回国，伴随着这起重大案件的公开，社会的舆论更加汹涌，人们对他的憎恨达到顶点。

1946年初，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进行公审，他在庭上为自己辩护，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和平奔走”，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辩解显然无法说服法庭，更无法打消人们的怒火，他的罪行是实实在在的。

判决下达：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当法官敲下法槌时，庭外群众爆发出喝骂声和欢呼声。有人往审判结束后押送他的车厢砸臭鸡蛋，而这些画面在报纸上被详细记录，成为那个时代不容忘却的记忆。

在等待行刑的日子里，他写下了遗书，他希望将汪精卫赠送的钢笔和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一并放入墓中，这些物件对他来说或许是象征着“荣誉”，但对历史来说，却是他背叛的铁证。

行刑当天，几声枪响后，他的生命终结，遗体在停尸间存放了三天，家人偷偷将他葬在南京麒麟门外的乱葬岗，没有碑文，也没有标识，只剩下一个小土包。

那些被他珍视的钢笔和勋章，最终并未随他入土，而是被收录于博物馆，成为展示历史罪行的证物，他为荣誉所做的请求，不自觉地成为了对自己罪行的又一次公认。

陈公博的一生，从一个北大哲学系的青年才俊，到叛国投敌的汪伪政权重要官员，最终埋骨荒野，彻底湮没于历史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