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甲午风云
在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之前，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半岛的宗主权与势力范围，经历了长达近二十年的激烈博弈。日本通过一系列外交讹诈、军事威胁以及内部政变，逐步瓦解了清朝在朝鲜的传统宗藩体系，最终确立了在半岛的绝对优势。
以下是甲午战争前中日在朝鲜的主要争执，以及日本对朝采取的重大事件：

一、 中日双方在朝鲜半岛的重大争执

中日在朝鲜的争执，本质上是清朝的“宗藩体制”与日本“近代条约体系”及扩张野心的碰撞。

江华岛事件与《江华条约》（1875-1876年）
这是中日在朝鲜争夺的开端。日本借口“云扬号”遭朝鲜炮台攻击，派军舰武力胁迫朝鲜。清朝虽为朝鲜宗主国，但因海防未备且不愿与日本开战，未能有效干预。日本借此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条约第一条即写明“朝鲜为自主之邦”，在法理上否定了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并将朝鲜纳入日本的条约体系。

壬午兵变中的军事对峙（1882年）
朝鲜发生反日兵变，日本借机派兵入朝。清朝在李鸿章主导下，迅速派吴长庆率军入朝平乱，并逮捕了亲日的朝鲜大院君。虽然清朝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权，但事后中日签订《济物浦条约》，日本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存在开始合法化。

甲申政变后的《天津会议专条》（1884-1885年）
日本策动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企图建立亲日政权，被袁世凯率领的清军迅速镇压。日本再次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清朝谈判。双方签订《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且未来若朝鲜有重大变乱，中日出兵需互相知照。这一条约在形式上使中日地位平等，实际上为日本日后合法出兵朝鲜埋下了伏笔。

长崎事件与外交摩擦（1886年）
北洋水师访问日本长崎，发生水兵与日本警察的流血冲突。虽然最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日本借此大肆渲染“清朝威胁论”，加速了扩军备战，并将朝鲜问题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二、 日本与朝鲜发生的关键事件及日本的上风策略

除了与清朝的博弈，日本还通过以下手段直接渗透和控制朝鲜：

修信使与开港通商（1876年后）
通过《江华条约》及后续条约，日本在朝鲜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并在釜山、元山、仁川等地开港。日本商品大量涌入，朝鲜经济逐渐依附于日本，日本在朝侨民和商人成为其政治渗透的基层力量。

扶持“开化党”与政治渗透
日本长期资助和扶持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开化党”人，为他们提供庇护、武器和舆论支持。日本意图通过朝鲜内部的政治改革派，从内部瓦解亲清的“事大党”，建立亲日政权。

利用朝鲜内部党争（事大党 vs 开化党）
日本敏锐地利用朝鲜宫廷内部闵妃（事大党/亲清）与大院君（一度亲日/反闵）的矛盾，以及开化党与保守派的矛盾，不断在各方之间制造混乱。每当朝鲜内部发生动荡，日本便以“保护侨民”或“协助改革”为由介入，使朝鲜政府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无力集中力量抵御外侮。

东学党起义的诱导（1894年，甲午战争导火索）
这是日本占据上风的决定性一步。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请求清朝出兵。日本表面上劝清出兵，暗中却极力怂恿，并随即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出远超清军数量的精锐部队进入朝鲜。

当起义被平息后，日本拒绝撤军，反而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实质是要剥夺清朝的干预权。在清朝拒绝后，日本单方面发动政变，攻占朝鲜王宫，组建亲日傀儡政府，并授权日军驱逐清军，甲午战争由此爆发。

三、 总结：日本为何逐渐占据上风？

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战前逐渐在朝鲜半岛占据上风，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战略决心的差异：日本将朝鲜视为“利益线”的核心，举国体制推进“大陆政策”，不惜举债扩军；而清朝视朝鲜为“藩篱”，李鸿章奉行“以夷制夷”和“避战保船”的消极防御策略，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

外交与法理的博弈：日本擅长利用近代国际法概念（如“自主之邦”、“条约权利”）来包装侵略行为，在国际舆论和法理上逐步剥离清朝的宗主权；清朝则固守传统的宗藩观念，在近代外交谈判中屡屡被动。

内部渗透与军事准备：日本在朝鲜内部培养了代理人（开化党），并建立了完善的战时动员机制；清朝在朝鲜的驻军多为旧式淮军，且受制于朝廷内部帝后党争（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指挥系统混乱，反应迟钝。

最终，通过壬午兵变获得驻兵权，通过甲申政变获得出兵对等权，再通过东学党起义完成军事集结，日本在甲午海战前已经在朝鲜半岛完成了对清朝的战略包围和优势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