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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女黑老大风光两年,法庭检举换来轻刑,出狱无颜留渝改名南下深圳,半生起落道尽捷

依附女黑老大风光两年,法庭检举换来轻刑,出狱无颜留渝改名南下深圳,半生起落道尽捷径的代价


一个旧箱子里的半生账
2014年初,罗璇从重庆某监狱走出来,手里拖着一个旧拉杆箱。
 
 
 
没人来接他。
 
 
 
他在门口站了两分钟,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裹了裹外套,转身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票。
 
 
 
箱子很旧,拉链旁边用细铁丝别着一张照片,折痕深得像刀刻的纹路。
 
 
 
这张照片跟了他将近五年,从没被扔掉。
 
 
 
罗璇,1983年生人,土生土长的重庆崽儿。
 
 
 
2009年那场轰动全国的重庆打黑风暴里,他以“谢才萍涉黑团伙”成员的身份被判了四年半,罪名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开设赌场罪。
 
 
 
当时他二十六岁,身高一米八二,站在被告席上比旁人高出大半个头,却始终低着头,像是要把自己藏进那件橘黄色的号服里。
 
 
 
故事要从更早说起。
 
 
 
罗璇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更像一个在十字路口迷了路的年轻人,碰上一个能给他方向的人,就跟着走了——只不过那条路,走着走着就没了回头机会。
 
 
 
他碰到的那个人叫谢才萍,江湖人称“谢姐”,比他大了整整二十岁。
 
 
 
这女人在当年重庆的灰色地带里是个绕不开的名字,开赌场、笼络人手、编织关系网,手底下几十号人都得看她眼色行事。
 
 
 
她偏偏看中了罗璇——话不多、长相端正、个头出挑。
 
 
 
或许是那股沉默让人觉得可靠,或许是一米八二的个子往那儿一站,本身就带着压迫感。
 
 
 
总之,罗璇留在了她身边,身份含混。
 
 
 
别人问他做什么的,他说帮人跑腿。
 
 
 
跑什么腿?什么都跑。
 
 
 
这种回答本身就是分寸,在圈子里混的人都懂。
 
 
 
那几年,罗璇见识了一个普通人几辈子也见识不到的东西。
 
 
 
他帮谢才萍站过场子、送过客、压过阵脚。
 
 
 
有一回有人带着家伙上门闹事,他一句话没说,站到对方面前,居高临下地盯着,那种不动声色的压迫感比任何狠话都管用,对方自己就矮了半截。
 
 
 
但说到底,罗璇不是核心人物。
 
 
 
他是谢才萍身边最近的人,却不是拿主意的人;他知道很多事,但不一定每一件都参与。
 
 
 
这种微妙的身份,后来在法庭上既救了他,也困住了他——他够不上首恶,却也绝不无辜。
 
 
 
四年半刑期,罚金二十万,放在二十二人里不算重,但搁在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身上,等于把最好的几年从人生里一刀切走了。
 
 
 
狱里的日子,他过得很安静。
 
 
 
放风时靠着墙晒太阳,盯着院子里的几棵树发呆。
 
 
 
重庆的树四季都是绿的,但他说,进去之后才发现,春天的绿和夏天的绿其实不一样。
 
 
 
一个人得闲到什么程度,才会开始琢磨树叶子的颜色变化。
 
 
 
四年半够把浮躁磨掉一层皮,也够他想清楚一些事。
 
 
 
出狱后他去深圳,龙华一带城中村租了个单间,楼挨着楼,天光从楼缝里漏下来,窄窄的一条。
 
 
 
安顿下来后他打了一通电话,只说了一句:“我来,是因为有一件事,当年没有说清楚。
 
 
 
”对方沉默一分钟,挂断。
 
 
 
然后一条短信进来,屏幕上短短几个字。
 
 
 
他看完,攥着手机的手慢慢松开了。
 
 
 
那个旧箱子、那张磨毛了边角的照片、照片背后藏着的秘密,似乎都和这通电话有关。
 
 
 
到底是什么事,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法庭上没讲,狱中没讲,到了深圳也没讲。
 
 
 
也许就是一笔没算清的旧账,一个没兑现的承诺,或者一句一直没机会说出口的话。
 
 
 
但对罗璇来说,它重要到足以让他在重获自由后,第一时间跨越千里来面对。
 
 
 
这就是小人物的命。
 
 
 
大浪打过来时被卷着走,浪退了从泥沙里爬起来,还要回头找当年掉在岸边的东西。
 
 
 
那些东西旁人眼里一文不值,自己心里却是非得捡回来的骨头。
 
 
 
这世上有太多罗璇这样的人,不是主角,甚至算不上重要配角,只是新闻事件里一闪而过的名字。
 
 
 
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账本,有些账还清了,有些一辈子挂在心上,每到深夜就自动翻开,一页一页地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