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5年，司马炎逼曹魏末帝禅位，建立西晋。十五年后灭东吴，结束了三国近百年的分裂。那一刻，全天下都松了口气——太平日子终于来了

司马家当年能够取代曹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曹魏后期皇帝年幼，宗室缺乏实力，朝廷大权逐渐落入司马氏手中。司马炎亲眼见过曹魏怎样失去江山，自然不愿自己的后代再走同一条路。
他的办法，是大封同姓诸王。
这些司马家的王爷不只是享受俸禄，有些人还拥有封国、官属和军队。司马炎原本希望他们在皇帝遇到危险时出兵护驾，可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失去控制，这些王爷也可能带兵冲进洛阳，争夺最高权力。
这个安排就像在皇宫周围放了一圈武器。皇帝强的时候，武器可以护身；皇帝弱的时候，谁先拿到武器，谁就可能把矛头对准皇位。
统一以后，司马炎的生活也逐渐变得铺张。灭吴后，吴宫中的许多女子被送往洛阳，宫中人数进一步增加。史书留下了“羊车择幸”的故事：皇帝坐着羊车在宫中行走，羊停在哪座宫门前，他便在哪里留宿。
宫人为了吸引拉车的羊，会在门前插竹叶、洒盐水。这件事未必是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却能看出一个变化：完成统一以后，司马炎对朝政的警惕已经不如创业时期，享乐和排场却越来越多。
比生活奢华更麻烦的，是继承人问题。
太子司马衷缺少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朝中不少人对此十分担忧。后来广为流传的“何不食肉糜”，便被记在他的名下。无论这句话发生在什么具体场合，它都说明司马衷对普通百姓的生活缺乏基本了解。
司马炎并不是完全看不到儿子的问题，但他始终没有更换太子。一方面，废掉嫡长子会引发朝廷震动；另一方面，他又觉得皇孙司马遹聪明，将来或许能够把局面扳回来。
可这种安排有一个明显漏洞：聪明的孙子想要继位，必须先保证能力不足的父亲能够坐稳皇位，还要保证孙子本人能平安长大。中间任何一步出错，整个计划都会落空。
公元290年，司马炎去世，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新皇帝无法有效处理朝政，外戚杨骏很快控制了中央。第二年，皇后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杨骏及其党羽被杀。
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掌握朝政的汝南王司马亮和重臣卫瓘随后被害，出兵动手的司马玮也很快被贾南风处死。短短几个月，洛阳宫廷连续发生多次清洗。昨天还是盟友的人，第二天便可能被送上刑场。
贾南风控制朝廷后，政局曾维持过一段时间，但皇位继承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公元299年，太子司马遹被废，第二年又遭杀害。这个太子，正是司马炎当年寄予希望的聪明皇孙。
司马遹一死，皇位继承失去稳定支点，各地宗室也有了起兵的理由。赵王司马伦率先进入洛阳，杀死贾南风，又在公元301年废掉晋惠帝，自己登上皇位。
这一步把所有规矩都打破了。
既然赵王能够凭借军队夺取皇位，其他王爷自然也会问：大家都姓司马，手里也都有兵，凭什么皇帝只能由你来做？
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人随即起兵，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也先后卷入。所谓“八王之乱”，并不是八位王爷同时分成两边打一场大战，而是一连串政变、结盟、背叛和反击。
今天共同讨伐一个人，明天同盟内部就可能翻脸。晋惠帝被各方反复控制，皇帝的车驾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临时朝廷。洛阳和长安多次易手，中央政府几乎失去了正常运转的能力。
从公元291年到306年，司马家的内斗持续十多年。军队需要粮食，各方就向百姓征收；粮食不够，便直接抢夺。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商路遭到破坏，许多地方明明没有外敌入侵，却被本朝军队打得残破不堪。
西晋最精锐的兵力，没有消耗在守卫边境上，而是被投入宗室之间的战争。统一天下时积攒下来的军队、粮草和威望，就这样在一次次内战中被迅速掏空。
还有一点常被简单说成“引入外族”，其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早在汉魏时期就已有不少人口迁入内地，有人务农，有人放牧，也有人长期在军队中服役。
真正改变局势的，是西晋中央力量突然崩塌。诸王为了取胜，不断招募各类部众和地方武装。原本接受朝廷管理的人马，在战争中扩大实力，后来逐渐摆脱控制。问题并不是某些人突然闯进中原，而是西晋自己先把秩序打碎了。
公元304年，刘渊在并州一带起兵，北方局势由宗室内战进一步转向政权割据。八王之乱到306年前后虽然基本结束，但胜利者得到的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王朝，而是一座到处漏风的空架子。
公元311年，刘聪部下攻破洛阳，晋怀帝被俘，史称永嘉之乱。宫殿、官署和民居遭到严重破坏，大批中原百姓向南迁移。曾经象征天下统一的洛阳，再一次变成战场。
五年后，也就是公元316年，长安失守，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从司马炎建立西晋到王朝覆灭，前后不过半个世纪；从灭吴完成统一算起，安稳局面也只维持了三十多年。
西晋的失败，不能只归结为皇帝贪图享乐，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几个王爷野心太大。继承人能力不足、外戚干政、宗室掌兵、地方控制松动，再加上朝廷内部缺少能够约束权力的办法，这些问题撞在一起，才让局势迅速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