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5年，司马炎逼曹魏末帝禅位，建立西晋。十五年后灭东吴，结束了三国近百年的分裂。那一刻，全天下都松了口气——太平日子终于来了。
公元280年，东吴末帝孙皓投降，晋军进入建业。对经历几代战争的人来说，这不是史书上一句“天下一统”那么简单。北方不再年年调兵，长江两岸的道路重新接通，离乡多年的百姓也盼着回家种地。西晋接手的，是一个疲惫却仍有恢复机会的天下。
最初几年，局面确实在变好。朝廷减轻部分徭役，安置流民，鼓励耕作，又把原蜀汉、东吴的官员和地方力量逐步纳入新政权。太康年间，户口增加，城市交易活跃，民间甚至出现了一种期待：这场太平，大概真的能长久维持下去。
危险也正是在这时候被忽略了。天下刚稳定，洛阳朝廷便把统一看成了终点，没有意识到，真正困难的事情才刚刚开始。战争能靠军队结束，和平却要靠制度维持。西晋表面上兵强马壮，内部却已经出现了几处随时可能裂开的缝隙。
司马炎吸取曹魏宗室势力太弱的教训，大量分封司马氏诸王，希望皇族能够拱卫中央。可这些王爷不只是拿俸禄、享封地，他们有自己的属官，有些人还能控制军队。皇帝强势时，这些宗王看上去都是屏障；皇帝一旦软弱，他们就会变成从各地伸向洛阳的刀。
另一项决定也留下了后患。灭吴以后，朝廷认为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便削减部分州郡兵力，希望百姓少受征发。愿望并不坏，可地方军备变弱后，真正能够迅速调动军队的人，反而成了宗王和边镇将领。
中央有威信时，各方还能服从命令。中央一旦陷入内斗，谁手里有兵，谁便能打着“清君侧”“保皇帝”的旗号进入京城。西晋后来那些接连不断的政变，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们早已被这种失去平衡的安排铺好了道路。
司马炎晚年的问题，也不只是生活奢侈。史书记载，他的后宫人数众多，还有乘羊车巡行、宫人用竹叶和盐水吸引羊停下的故事。这些细节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单因为荒唐，更因为它们反映出一种变化。
统一以前，司马炎还要面对曹魏旧臣、东吴军队和各地复杂局势，做事相对谨慎。统一以后，外部压力减少，宫廷生活越来越铺张，朝廷的警惕也随之松懈。开国时期积累下来的优势，没有被及时转化为一套能够长期稳定运行的秩序。
真正决定西晋命运的，是继承安排。太子司马衷缺乏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朝中并不是无人看见，司马炎却一直没有改立太子。后世常用“何不食肉糜”讽刺晋惠帝不知民间疾苦，可这句话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可笑，而在于皇帝无法准确判断现实。
最高权力如果不能作出决定，围在皇帝身边的人就会争着替他决定。外戚、皇后、宗王和大臣，人人都能借用皇帝的名义，真正需要承担责任的人反而消失了。这样的朝廷看起来还有皇帝，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够控制局势的中心。
公元290年，司马炎去世，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外戚杨骏率先控制朝政，贾南风随后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诛灭杨氏势力。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汝南王司马亮和司马玮也先后被杀。

短短时间内，洛阳朝廷连续翻盘。今天掌权的人，明天可能就成为阶下囚。皇帝的诏书也不再代表稳定的国家意志，而是不断被不同势力拿来清除对手。每发生一次政变，皇权的威信便减少一分。
此后几年，京城表面上暂时平静，可宫廷中的继承矛盾越来越尖锐。贾南风没有亲生儿子，太子司马遹的存在始终牵动着未来的皇位归属。公元299年，太子被废；公元300年，司马遹被害。
太子一死，原本还能勉强维持的平衡彻底被打破。赵王司马伦以此为借口除掉贾南风，随后又废黜晋惠帝，自立为帝。其他宗王当然不会接受，因为一旦承认司马伦，便等于承认谁先控制洛阳，谁就能当皇帝。
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人相继起兵。接下来的十多年，没有固定的两派，也没有长期可靠的盟友。今天几位王爷联手进攻洛阳，明天便可能因为官位、地盘和兵权翻脸。
从公元291年到306年的八王之乱，并不是八个人同时在一处战场厮杀，而是一连串政变、讨伐和背叛。洛阳几次易手，关中、河南、河北不断受到战火冲击。皇族争夺的是最高权力，普通百姓付出的却是粮食、田地和性命。

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政权。此时八王之乱尚未完全结束，西晋却已经无力同时处理皇族内战、流民问题、地方割据和北方军事压力。内战虽然在公元306年前后逐渐收尾，国家的兵力、钱粮和行政体系也已经被拖垮。
公元311年，刘聪部将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史称永嘉之乱。西晋残余力量退守长安，但局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公元316年，长安失守，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这个王朝并不是输在某一场战役，也不是突然被一个强大对手击倒。它的问题是一层压着一层：宗王势力过重，地方防务失衡；皇帝无法理政，外戚和后族便争相掌权；上层不断内斗，基层生产和社会秩序也随之崩坏。
等到外部力量真正发动进攻时，西晋看上去还有城池、军队和官员，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调动的资源。一个刚刚结束长期分裂、曾让天下人充满期待的王朝，就这样在持续内耗中失去了自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