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位20世纪中国的伟人，一生未曾谋面。但毛泽东却多次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两个人都曾在北京生活和活动，脚下走过的也许是同一条街，却始终差了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后来毛泽东谈起五四时期的经历，说自己见过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唯独没有见到鲁迅。这个遗憾，他记了很多年。
毛泽东认识鲁迅，先是从文字里。他读《狂人日记》，也读《阿Q正传》。书里的故事不算复杂，却把旧社会里人的麻木、胆怯、自欺和痛苦写得透彻。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阿Q，正因为这个人物不只属于小说，也能提醒人们警惕精神上的软弱。
鲁迅的文章有个鲜明特点：话不绕弯，问题看准了，就往深处写。他不喜欢漂亮而空洞的说辞，更反感明知有问题，却装作什么也没看见。这种直面现实的态度，正是毛泽东格外看重的地方。
1934年，冯雪峰来到瑞金工作。毛泽东知道他与鲁迅熟悉，谈话时不断询问鲁迅的近况：身体怎么样，在上海写些什么，处境是否安全，对时局又有什么看法。
冯雪峰告诉他，鲁迅读过他在井冈山时期写的诗词，还说诗中带着一股“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很高兴。鲁迅所说的“山大王”，并不是简单的贬义，而是看出了诗词中那种不受旧框框约束、敢走新路的气势。
毛泽东又问，鲁迅为何不离开环境复杂的上海，到相对安稳的地方休养。冯雪峰说，鲁迅不愿离开自己的写作和斗争岗位。毛泽东听完感叹：“这才是实际的鲁迅。”
“实际”两个字很有分量。鲁迅并不只在书斋里议论世事。他关心青年，帮助进步作家，支持木刻运动，在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仍然坚持写杂文、编书、翻译。他不轻易喊口号，却总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做实事。
鲁迅同样在关注远方的红军。1936年3月29日，他和茅盾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拥护抗日救国主张，赞扬红军东征的行动，并写道，红军的勇敢斗争和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这封信后来刊登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上。
同年，鲁迅还写下《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面对有人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说毛泽东等人是脚踏实地、为了中国人生存而流血奋斗的人，并明确表示，能够把这样的人引为同志，自己感到光荣。
那时的鲁迅已经病得很重，走路、呼吸都很吃力，可他对中国往哪里走，仍保持清醒判断。他没有到过陕北，也没有亲眼见过毛泽东，却从红军的行动中看到了希望。这与毛泽东从鲁迅文字中读到力量，恰好形成了呼应。

鲁迅病中还惦记着一件事。他参与整理、校订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书印成后，托冯雪峰把书转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除书之外，还有一只金华火腿。礼物并不贵重，却很有人情味：既是文化上的交流，也是在惦记陕北生活艰苦的朋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消息传到陕北后，人们失去了一位锋利而清醒的作家，毛泽东则失去了一位从未见过、却早已理解的精神同志。
一年后的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论鲁迅》的演讲，把鲁迅精神概括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个评价没有停留在文学成就上，而是说出了鲁迅一生最重要的品格。
1938年，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毛泽东得到一套后十分珍惜，经常在延安的窑洞里阅读。条件艰苦，灯光昏暗，他仍一页一页地看，发现排印错误，还会动笔改正。后来工作地点不断变化，这套书也一直被妥善保存。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看重鲁迅，不只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更因为鲁迅的文字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让人清醒，让民族摆脱麻木，让普通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常引用鲁迅。《反对党八股》中，他借鲁迅批评生硬文风的例子，说明文章不能装腔作势，更不能写得让人看不懂。他还十分欣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认为这两句诗可以成为做人做事的座右铭。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毛泽东亲笔题写校名。1956年鲁迅遗体迁葬上海虹口公园时，墓碑上的“鲁迅先生之墓”也是由他题写的。这些事情说明，毛泽东对鲁迅的尊重，并非一时感慨，而是贯穿了很长时间。
那么，两颗心到底通在什么地方？
一个人带领队伍，在现实道路上寻找改变中国的办法；另一个人握着笔，剖开社会的病处，唤醒沉睡的心灵。他们做的事情不同，面对的环境也不同，却都把目光投向了普通百姓。
他们都不喜欢空话。鲁迅写文章，最怕假大空，看到虚伪便要点破；毛泽东读鲁迅，也正是欣赏这种实事求是的力量。他们还都相信，人的精神一旦醒来，社会才可能真正改变。
两人没有合影，没有书信往来，也没能坐下来喝一杯茶。可毛泽东能从鲁迅的文章里读懂他的坚持，鲁迅也能从红军的行动中理解毛泽东所走的道路。

真正的相知，有时并不依靠见面。只要关心的是同一片土地，牵挂的是同一群人，愿意为民族的前途付出，两颗心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会在时代深处彼此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