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表严正声明，

7月24日，台湾省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发起全面攻势，严厉批评赖清德政府处理致癌有毒油案时存在不一致之处。

“从最初要求不公开运营商姓名、豁免含毒油少于20%的产品，到后来在原因未明前推动补货，这些行为令地方政府难以接受！”

7月24日，蒋万安与多名地方县市负责人、在野党团共同举行记者会，提出“没有真相，不准上架”，要求继续调查污染源头和行政责任。

这件事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只是某一批油能不能重新摆回货架，而是台湾这套食品安全治理，到底把消费者放在什么位置。

公开资料显示，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苯并[a]芘超标，涉事批次检测值达到每公斤8.1微克，高于每公斤2微克的限值，产品流向福寿、福懋、泰山等下游企业。

这里还有一个概念要说准，公开通报指向的是食用大豆沙拉油污染物超标，并不是已经查明“工业油混进食品”。

苯并[a]芘属于应尽量降低暴露的致癌性污染物，超标不等于吃一口马上患病，也绝不代表掺入比例低就可以忽略。

危害讲的是物质本身有没有致癌性，风险还要看含量、摄入量和接触时间，监管标准存在的意义，就是不让消费者拿身体去赌概率。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专家机构也主张，在现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量减少人体对苯并[a]芘的暴露。

食药部门一开始采取分层下架，要求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达到20%以上的加工品先下架，低于20%的产品暂以信息揭露处理；几天后政策改成不论使用比例多少，一律预防性下架。

这个变化说明，蒋万安质疑的“前后不一致”并非凭空出现，民众也有理由问一句：20%到底是健康安全线，还是行政部门为了划分下架范围设置的处置线？

两者差别很大，若不讲清楚，老百姓听到的就会变成“掺得少便能卖”，信任自然往下掉。

食药部门后来公布受影响企业和产品清单，名单从剔除重复后的257家，更新到360家及232项产品，信息总算逐步摊开。

可食安危机最怕的就是慢半拍。消费者买东西看的是品牌、包装和有效期，不可能自己跑去查原料供应链。

监管部门掌握流向后，越早把企业、批号、产品名称和退换货办法一次讲明白，社会成本越低；越是遮遮掩掩、分批挤牙膏，越容易让外界怀疑有人受到保护。

这里要把话说准，怀疑可以有，证据必须跟上。

现有权威资料能证明的是企业通报和呈报存在问题、早期名单公开不足、下架标准出现调整，也能证明食药部门曾公告中联隐匿未呈报的下架批次并予以处罚；现阶段没有公开证据足以坐实“官商勾结”“政治献金护航”或“政府故意让民众继续吃毒油”。

自媒体批评可以尖锐，不能把推测直接写成定案，不然文章看着痛快，真正追责时反倒给对方留下转移焦点的空间。

我更关心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矛盾：污染源头仍在调查，部分产品却已经获准重新上架。

食药部门给出的理由是，19批油品及相关下游产品通过逐批检验，也完成上游原油与终端产品的对应核对，超标产品继续管制，合格产品才恢复销售；独立调查小组仍在检查生产和质量管理流程。

从单个产品的风险判断看，这套做法并非毫无依据；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民众担心的也不只眼前这瓶油，而是工厂为什么会出现异常、抽样和留样有没有被动手脚、企业自检为何没有及时报警、监管为何要靠下游厂商先发现。

产品检验合格，只能回答“这一批现在测起来是否合格”，不能自动回答“整套生产和监管机制是否已经修好”。

真正稳妥的处理方式，应当把三个层次分开：超标产品怎么回收销毁，合格产品凭什么恢复销售，污染源头和失职责任由谁查清。

每一层都要有独立检测、完整原始数据、清晰时间线和可追责签字，不能只发布一句“检验合格”就算交代完了。

地方政府提出跨县市食安通报平台，也有现实价值，油品原料从一家工厂流向多个品牌，再进入餐饮、烘焙、调味品和团膳系统，靠各县市电话联系、人工比对，速度天然跟不上供应链。

更有效的办法，是让批号、采购量、去向和库存形成统一数字记录，一处发现异常，各地监管部门和销售终端立刻收到警示。

企业发现重大异常，也该在法定时限内自动通报，隐瞒、迟报、漏报要付出远高于违法收益的代价。

学校和幼儿园用油还应纳入固定抽检，不该等风波出现才临时加码，台北市方面已提出增加校园油品定期检验和专案抽查。

蒋万安这次的批评有其事实基础，赖清德当局也有责任把政策改变、名单公开、检验方法和上架依据讲清楚。

可这件事不该只剩蓝绿互骂，更不能拿极端比喻替代科学说明。

食安不是拿来造势的口号，也不是保护企业营业额的工具，它是一套必须公开、可验证、能追责的制度。

把真相查清，把责任落到人，把漏洞补进法律，才是对民众健康最基本的交代。

守住食品安全底线，靠的是法治、诚信和透明监管，任何党派、任何企业都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