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进入施工关键期。林徽因提出碑文应以楷体书写，以示庄重，但由谁执笔成了难题。北京市长彭真提议：“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请他来写。“
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只有一百多个字，可当年为了把这些字刻上去，设计者和建设者却反复推敲了很长时间。
难处并不在文字多少，而在于这段碑文不能写错，也不能让人看不清。它要刻在国家纪念性建筑上，经受几十年、几百年的风雨，后来的人站到碑前，还得一字一句读懂其中记录的历史。
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正式开工。经过几年的施工，到1955年前后，碑身主体逐渐成形，正面题词和背面碑文如何安排，也成了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正面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只有八个大字，作用是远远就能看见，让人感受到纪念碑的气势。背面的碑文却不同，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段完整的历史叙述。
碑文从“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讲起，又写到“三十年以来”和“三年以来”，把中国人民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奋斗连接起来。除去标点，全文为114个字，篇幅不长，分量却很重。
这也意味着，正反两面的字体不能只追求外表统一。正面需要有力量，背面更重要的是端正、清楚、耐看。
林徽因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时，对这一点看得很明白。她是建筑学家，考虑问题不会只停留在“哪种字更漂亮”，而是要看字体放大之后，能不能和整座碑协调，刻进石头以后会不会变形，普通人站在不同距离能否看清。
她主张背面碑文使用楷书，道理很实际。楷书笔画规整，结构清楚，不熟悉书法的人也容易辨认。碑文又是竖排，文字较多，如果字体过于奔放，整面碑容易显得杂乱，读起来也费劲。
纪念碑毕竟不是书画展。参观者中有老人，也有孩子，还有来自各地的普通群众。大家走到碑后，不应该先猜某个字写的是什么，而应该顺着文字读下去，知道这座碑纪念的是哪些人，记录的是怎样一段历史。
字体方向确定后，真正棘手的问题来了：谁来写？
当时国内有不少书法名家，找一位擅长楷书的人并不困难。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并不是普通的题字作品。执笔者既要写得稳重，还要理解这些文字的政治、历史和纪念意义。
彭真因此提出，可以请周恩来书写。
这个建议并非只因为周恩来的字好看。周恩来长期练习楷书，字形严谨，笔画沉着，带有颜体端庄雄健的特点。这样的字放大以后，骨架仍然稳，不会显得轻飘，和高大的花岗岩碑身也比较相配。
更重要的是，周恩来亲身经历了碑文所概括的那段历史，也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重要工作。由他来写，执笔人的经历、碑文的内容和纪念碑的性质能够自然联系起来。
不过，接到这个任务后，周恩来并没有轻率落笔。
平时写批示、记笔记，和在国家纪念碑上留下永久文字，完全不是一回事。纸上的一点偏差，经过放大和镌刻后就会十分明显。一幅稿子里，只要有一个字重心不稳，或者一行文字疏密不匀，就可能影响整面碑的效果。
因此，他在正式书写前做了大量准备。碑文中的字反复练，整篇文字也一次次重写。不是单独挑几个写得好的字拼在一起，而是从开头到结尾完整书写，以保证前后气息一致。
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恰恰是“克制”。字不能写得软弱，也不能锋芒太露；不能像公文那样平淡，又不能像个人书法作品那样突出自我。它必须让人感到庄严，却不能盖过碑文本身。
经过多次书写和比较，最终选定的稿件被送去放大，再交给石刻工匠描摹、镌刻。工匠需要沿着笔画边缘认真勾线，把墨迹转移到坚硬的石面上，同时尽量保留原字的起笔、转折和收锋。
从纸到石，这中间还有一道很难察觉的变化。毛笔落在纸上会有浓淡和轻重，石头却没有墨色，只有深浅不同的凹槽。刻浅了，远处看不见；刻重了，原来的笔意又可能变得生硬。每一笔都要在书法效果和石刻工艺之间找到平衡。
林徽因没有看到后来完成的最终碑文。她于1955年4月1日病逝，而碑文的书写和定稿工作是在此后继续推进的。她留下的贡献，是对纪念碑整体形式、装饰尺度以及文字使用原则的把握。
除了字体问题，她还参与了纪念碑装饰图案的设计。碑座上的花环、花卉等纹样，不只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让雄伟的建筑中多一些含蓄、肃穆的感情。这种设计思路，也延续到了碑文的处理上。
195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并正式揭幕。人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先看到正面的八个金色大字，绕到碑后，又能读到一篇排列整齐、笔画端庄的楷书碑文。
一面负责唤起感情，一面负责讲清历史。两种字体没有互相争夺，反而各自承担了不同任务。
如今再看，当年围绕字体和执笔人的慎重并非小题大做。纪念碑留下的不只是石材和雕刻，还有一个时代对历史的态度：重要的文字要让人看得清，英雄的名字即使没有逐一刻出，他们的牺牲也必须被后人记住。
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设计，往往并不追求一眼惊艳。它只是把每个细节安排得恰到好处，让几十年后的人走到碑前，依然能够安静地读完那114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