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年开封城内，山陕甘会馆，两名青年拿着特别通行证，大方走进日军特务机关。谁也没料到，这两个打着来“归顺皇军”的人，竟是来取日军少将性命的。
几天后，一则消息在开封城里传开：日军设在山陕甘会馆的特务机关出了大事，机关长吉川贞佐和几名军官被击毙。日军封锁街道、盘查城门，可动手的人早已离开。
最让日军难堪的，不只是死了一名少将。山陕甘会馆墙高院深，前后院之间隔着回廊，门口还有武装哨兵。这样一个戒备严密的地方，两名中国青年竟从正门进去，又从正门出来。
他们靠的不是硬闯，而是让对方亲手递来通行证。
被日军视为“投诚者”的青年叫吴凤翔，又名吴秉一，1913年出生在河南郏县。早年他读过私塾、学过中医，后来参加抗日活动，还曾遭到关押。正因为有过这些经历，假装同原来的队伍决裂，反而显得可信。
当时，吉川贞佐负责日军在华北多地的特务活动。开封周边的抗日组织不断遭到搜捕，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线也面临威胁。河南地下抗日力量决定除掉吉川，但强攻会馆几乎没有可能，只能从他的疑心和贪念中寻找缺口。
负责策划行动的牛子龙选中了吴凤翔。计划是让他装成走投无路的武装头目，声称手下有一支队伍，希望日军收编。真正困难的是，这场戏不能只演一次，必须经得住反复试探。
吴凤翔先通过关系接近日伪特务人员，又拿出礼物和伪造的花名册。他说自己被通缉，只想带人另找靠山。对方一面收下好处，一面派人查问，想弄清他究竟是真投靠，还是另有目的。
为了把骗局做实，行动人员还组成一支所谓“先遣队”，按日军要求驻到开封城西的董章镇，等候点验。日军果然派人清点人数。到了这一步，吉川才逐渐放下戒备，同意接见吴凤翔。
第一次进入会馆时，吴凤翔没有急着动手。他记下院落结构、房间位置和守卫情况，同时应付吉川的盘问。吉川自以为抓住了一支可以利用的武装，决定再见所谓的“副司令”王宝义，于是签发了两张特别通行证。

1940年6月22日下午5时，吴凤翔和王宝义把手枪藏在身上，穿着长衫来到山陕甘会馆。门口哨兵看见证件，没有仔细搜查。两人不慌不忙地穿过前院，向后院走去。
会馆外，接应人员已经到位。有人观察街面，有人准备人力车，还有人敲锣、吹唢呐、放鞭炮，把附近弄得像迎亲一样热闹。这个安排不是为了壮胆，而是为了盖住后院可能传出的枪声。
按照原先情报，吉川应该在西屋，王宝义则负责控制南屋。可吴凤翔刚靠近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几个人说日语。目标身边突然多出数名军官，原来的部署已经变了。
退回去会立刻引起怀疑，继续等也可能失去机会。吴凤翔直接冲进屋内开枪。屋里的人来不及反击，吉川贞佐以及山本、瑞田、藤井治等日军军官先后被击毙，门口一名卫兵也倒在枪下。
王宝义听到枪声后迅速赶来配合。两人没有恋战，而是拿走部分文件和武器，马上按计划撤离。此时，外面的鞭炮和唢呐仍在响，前院守卫一时没有弄清后院发生了什么。
更出人意料的是，两人并未翻墙，而是压住情绪，从原路走向大门。他们的通行证是真的，神态也没有慌乱。等会馆内的人发现吉川等人中枪，他们已坐上接应的人力车，分散离开开封，随后前往中牟会合。
这场行动看起来像两个人突然拔枪，背后却是一整套安排。假身份、假名册、先遣队、通行证、街面掩护和撤退车辆，少了任何一环，都可能失败。
吴凤翔承受的风险也不只发生在会馆内。为了取得信任，他必须长期装成变节者，忍受旁人的误解，甚至背上骂名，却不能解释半句。真正考验他的，不只是开枪那一刻，而是在漫长试探中始终不露破绽。
6月26日，《河南民报》刊出消息，国内外一些报纸随后转载。日军苦心经营的特务机关，在自己的驻地被突破，这对其情报和治安系统造成打击，也让身处敌占区的人看到，严密封锁并非毫无漏洞。
后来，吴凤翔继续参加抗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地方工作，1983年在河南病逝，终年70岁。多年以后，人们再走进开封山陕甘会馆，看到的是砖雕、木雕和石雕，很难想象这座安静院落里，曾发生过这样一场行动。

回头看，这次刺杀真正值得记住的，不只是枪声和胆量。面对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对手，勇气必须同耐心、情报和配合放在一起。两张由敌人签出的通行证，最终变成了打开其特务机关大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