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州，日军30万精锐将60万国军死死困住，眼看插翅难飞，李宗仁几乎绝望，一个杂牌将军突然站了出来：给我一个军，我去断后救出主力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日军并没有因为受挫而停止进攻，反而不断增调兵力，从南北两面朝徐州压来。徐州连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是重要交通枢纽，也很容易变成一个巨大的口袋。
中国军队继续守下去，确实还能拖住日军一段时间。但西面和西南方向一旦被封死，聚集在徐州周围的几十万部队，就可能失去转移空间。到那时，守城不再是坚持，而是在拿整个第五战区的主力冒险。
李宗仁看清了这一点。徐州可以暂时放弃，部队却必须保存下来。只要主力还在，后面就还有仗可打；如果大批部队被围歼，再重要的城市也守不住。
5月中旬，第五战区开始安排各部撤离。命令看起来只是一个“撤”字，真正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
前线部队、伤员、炮兵、通信人员和运输车辆，都要经过有限的道路向外转移。前面的队伍走不快，后面的日军却在不断逼近。只要追兵赶上来，整条撤退路线就可能乱成一团。
因此，必须有人留在最后。
这支部队不能一碰就散，也不能只顾自己逃命。它要一边打，一边判断主力走了多远；要在日军面前设下阻击线，又要在被合围以前及时转移。稍微迟疑一步，就可能整支部队都回不来。
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张自忠率领的第五十九军。
第五十九军出自西北军旧部，在当时的军队序列中，不属于装备优先、补给充足的嫡系部队。重武器不多，运输能力有限，官兵的待遇也算不上好，常被外界称为“杂牌军”。
可这支所谓的杂牌军，刚刚打过一场硬仗。
两个月前，临沂方向告急。驻守当地的庞炳勋部兵力不足，面对日军第五师团的进攻，防线已经十分吃紧。张自忠接到命令后，带领第五十九军昼夜赶路，迅速赶到临沂增援。
张自忠和庞炳勋过去有过矛盾，但在日军面前，两人没有继续计较旧账。第五十九军渡过沂河，从侧面向日军发动进攻，与守军互相配合，硬是把已经十分危险的局面顶了回来。
临沂之战拖住了日军第五师团，使其没能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南下，也为台儿庄方向争取了宝贵时间。但第五十九军为此付出了很大伤亡，不少连队严重缺员，许多官兵还没来得及休整，徐州的撤退命令又来了。
张自忠没有拿伤亡和疲劳当理由。
他心里很清楚，所谓断后，并不是站在一个地方等着日军冲上来。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分段阻击。前面的主力走远一些，第五十九军就撤到下一处；追兵逼近了，就利用村庄、道路和河沟重新组织防御。
这种打法很磨人。
部队刚从一个阵地撤下来，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热饭，就要赶往新的位置。工事来不及细修，只能借助房屋、土坡和沟渠作掩护。日军一靠近，枪声又重新响起。
阻击时间短了，日军会追上撤退主力；停留时间长了，第五十九军自己就可能被包围。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退，哪条路还能走，哪一支队伍必须留下接应，都考验着张自忠的判断。
第五十九军就在这种拉扯中缓慢后撤。
官兵不知道下一处阵地在哪里，也不知道身后的道路是否安全。他们只知道，前面的部队还没有完全走远，自己就不能把追兵放过去。战斗人员不足，勤务兵和通信兵也得随时补上去。
与此同时，第五战区主力并没有挤在一条大道上撤退，而是分成多路，向皖北、豫东等方向转移。这样的安排减少了道路拥堵，也让日军很难找到一个可以集中围歼的目标。
等日军进入徐州时，它们看到的是一座已经完成撤离的城市。
日军拿到了交通要地，却没能实现围住并消灭第五战区主力的主要目标。中国军队虽然丢掉徐州，也承受了不小损失，但大部分有生力量保留下来，随后还能继续投入抗战。
张自忠和第五十九军完成掩护后，也没有留在原地硬耗，而是继续向西撤退，逐步摆脱日军追击。第五十九军并非没有伤亡，更不是轻松脱身，但它用连续阻击换来了主力转移所需要的时间。
张自忠当时承受的压力，还不只来自战场。
平津失守后，他曾因奉命留在北平处理善后而遭到误解。回到部队以后，他没有花太多时间为自己辩解，而是一次次选择最危险的任务。淮河、临沂、徐州，他总在战局最紧张的时候出现。
在我看来，徐州撤退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谁说过一句多么豪迈的话，而是谁愿意承担最不划算、最容易吃亏的任务。断后部队未必能获得多少战果，却要面对最大的风险；打得太快不行，退得太慢也不行。
所谓嫡系和杂牌，是军队内部的出身和待遇之分，到了民族危亡的战场上，最终还是要看谁敢扛责任。第五十九军装备普通，伤亡又重，却没有因为条件差就躲在别人后面。
两年后的1940年5月，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再回头看徐州，会发现他的选择始终没有改变：最难的仗来了，他往前走；大部队需要有人掩护，他站到最后。
这才是张自忠和第五十九军留给后人的分量。不是因为他们被叫作“杂牌”，而是因为在最危险的关头，他们用行动证明，一支军队真正的骨头，从来不由番号和装备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