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长沙会战，曹锡引爆12枚手榴弹，炸死大量日军，在手榴弹耗尽时，发现重机枪，最后的总歼敌数量达到400余人。
一场大战能不能守住，往往不是从城门口才见分晓。1939年秋天，长沙北面的新墙河，就是日军南下必须跨过去的一道门槛。
河面不宽，放在地图上甚至不起眼。可日军一旦突破这里，便能继续向汨罗江推进，长沙外围的压力也会随之加重。所以，守在新墙河一线的中国军队，接到的任务很明确：尽量拖住敌人，不能让他们轻松南下。

他当时只是第52军第2师的一名上等兵，放在整个会战中，身份实在普通。没有人会在战前想到，这个军衔不高的机枪手，会成为王街坊阻击战中最受关注的人物。
最初，阵地上的枪声并不孤单。曹锡身边有军官，也有机枪组和步兵。大家依托河堤、战壕和残存工事，朝正在渡河的日军射击。敌人倒下一批，后面的人又踩着河水继续往前冲。
日军的炮火却一直没有停。炮弹一次次落在阵地周围，守军伤亡不断增加。等硝烟稍微散开时，曹锡发现，原本和他并肩作战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后来连最后的战友也倒在了阵地上。
这时摆在他面前的，不是什么复杂选择。
继续守，很可能死在这里；转身离开，或许还有机会活命。可阵地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日军又正在向河岸靠近。曹锡没有往后走，而是把附近还能使用的武器和弹药重新收拢起来。
他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正面挡住成群的日军，只能把敌人放近一些再打。距离越近，手榴弹和机枪越能发挥作用，也越容易让日军误以为阵地上还有一支完整部队。
曹锡把找到的12枚手榴弹集中布置在河堤附近。日军顺着渡河路线向前靠近时，并不知道炮火过后的阵地里还有人活着，队形仍然比较密集。
等到敌人进入杀伤范围，他突然引爆手榴弹。
爆炸声贴着河岸响起，冲在前面的日军当即倒下，后面的人来不及判断阵地里究竟还有多少守军，只能向后躲避。曹锡紧接着操纵机枪射击，把已经混乱的进攻队伍再次压回河边。
这一轮进攻被打退后，战斗远没有结束。
日军很快重新组织人马，向曹锡所在的位置再次靠近。他一会儿射击，一会儿停下来观察，尽量控制弹药消耗。对方听见机枪不断变换节奏，很难判断阵地里究竟藏着几个人。
问题很快出现了。手榴弹已经耗尽，原来使用的机枪也无法继续正常射击。日军又开始聚集，如果火力在这时突然中断，他们很快就能冲上河堤。
曹锡朝周围寻找能够继续使用的武器，发现距离自己约200公尺的另一处阵地旁，还有一挺重机枪。那段距离并不算远，可放在炮弹和子弹来回穿梭的战场上，每往前爬一步都可能送命。
他离开原来的掩体，贴着被炮火打坏的地面向重机枪靠近。途中没有高墙，也没有完整战壕，只能借助弹坑、土坡和残破工事遮挡身体。
等他终于到达机枪旁，日军的新一轮冲锋已经逼近。曹锡检查枪械，发现还能使用，便立即装弹射击。重机枪的火力比普通步枪猛烈得多，正在向前拥挤的日军遭到突然打击，冲锋队形再次散开。
这一刻，日军并不知道对面只有曹锡一人。
他们听见持续不断的重机枪声，只能判断中国守军的火力点尚未被摧毁。正是这种判断，让进攻部队不敢毫无顾忌地向前冲，也给整条防线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曹锡就这样守在阵地上，利用机枪和手榴弹，接连打退日军数次进攻。直到营部派传令兵赶到，向他下达放弃阵地的命令，他才停止射击，离开已经守了很久的王街坊。
这不是一次擅自撤退。恰恰相反，他是在确认上级命令后才离开。对一名普通士兵而言，能够在失去战友、失去支援、弹药紧张的情况下坚持到最后，靠的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对任务的服从。
战后统计，曹锡在这场阻击战中歼敌达到400余人。师长赵公武得知他的战斗经过后，当场将他晋升为班长，并奖给他法币30元。后来，《大公报》《中央日报》都报道了他的事迹，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兵魁”。
曹锡的价值，并不只在于留下了一个惊人的歼敌数字。王街坊只是新墙河防线上的一个点，他守住的时间也只是整场会战中的一段，可前线作战往往就是这样：一个阵地多撑半天，后方就能多调动一支部队；一处渡口没有迅速失守，敌人的行动计划就可能被迫改变。
第一次长沙会战能够形成逐步阻击、不断消耗日军的局面，离不开许多这样的阵地。有人在地图上调兵，有人在后方运送物资，而真正面对炮火、决定一段战壕还能不能继续开枪的，往往就是曹锡这样的普通士兵。
在我看来，这段历史最值得记住的，不是把曹锡描写成一个不会害怕的人。战场上没有人不知道害怕，只是有些人在危险来临时，仍然把任务放在了退路前面。
十二枚手榴弹会用完，机枪也可能发生故障，身边的战友更不可能重新站起来。曹锡真正依靠的，是对地形的判断、对武器的熟悉，以及不接到命令就不放弃阵地的坚持。
一个普通上等兵，最后成了全国报纸争相报道的“中国兵魁”。这不是因为他的身份有多显眼，而是因为在新墙河最危险的时刻，他没有让王街坊阵地轻易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