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走，恐怕再也回不来了。”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被迫登船出国。临行前，他在上海对家人说了这句话。杨虎城长子杨拯民在回忆录《怀念我的父亲杨虎城》中记下了这个场景，当时他十五岁，妹妹杨拯美才五岁。

杨虎城从欧洲秘密回国的整个过程，始终笼罩在精心策划的杀局里。
杨拯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系统搜集父母遇害的资料，访问了多位当年执行看守和行刑的特务。她在相关回忆文章中明确写道，父亲当时在欧洲接到宋子文署名的电报，内容恳切，劝其速归共赴国难。杨虎城不是没有怀疑，杨拯民转述过父亲的犹豫，电报来得太巧，自己在国外公开批评蒋介石，特务寸步不离，蒋怎么可能真心让他回去。但军人出身的杨虎城，终归抱了一丝幻想，认为全国一致抗日，蒋或许会暂时放下私仇。
他秘密登船，化装潜行。不料船一到香港，就被军统特工死死盯住。从香港到武昌，一路“护送”，实则一步踏入死地。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提供了直接印证，戴笠早已接到蒋介石密令，杨虎城一入境即行扣押。
关押的十二年，是杨虎城子女最不忍详述的一段。
谢葆真当时带着幼子杨拯中赶到南昌陪伴丈夫。杨拯中是杨虎城和谢葆真唯一的儿子，生于1931年，当时年仅七岁。这一去，便是人间地狱，辗转息烽集中营、益阳，再到重庆杨家山。
谢葆真在狱中身心备受摧残。杨拯美根据被俘后留用特务的口述，还原了母亲被害的骇人一幕。
1947年2月8日深夜，谢葆真被特务医生以“治疗”为名强行绑在床上，注射了一针不明药物。杨虎城当场痛哭，抱住尸体死活不肯松手。他要求验尸，遭严词拒绝。最后特务丢下几块木板，让杨虎城自己钉了一口薄皮棺材，就埋在监狱后山。杨拯美说，父亲从那天起几乎不再开口说话。
而1949年9月6日午夜，在戴公祠上演的最后杀戮，其冷血程度，连后来交代问题的特务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
毛人凤遵照蒋介石指令，将杨虎城一行从贵阳骗至重庆，谎称总裁要接见。沈醉在交代材料中详述了行凶过程——先被带进房间的是杨拯中，当时已十九岁。他刚迈过门槛，埋伏的特务便用匕首猛刺其后背，杨拯中只来得及闷哼一声便倒在血泊中。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听到声响，刚一回头，匕首便插进了他的腰肋。
杨拯美后来从档案中查证，行凶的特务叫杨进兴，此人后来在审讯中供述了全部细节。杨虎城的幼女杨拯贵，生于1941年，年仅八岁，和“小萝卜头”宋振中一家关在一起。特务将她从狱友手中夺过，活活掐死。宋绮云、徐林侠夫妇连同八岁的宋振中，随后几分钟内被逐一杀害。行凶结束，特务将尸体埋入花坛，浇上强碱毁容。杨拯美在1950年随解放军挖寻父亲遗骸时，看到的是一具腐烂散落的躯体，双手仍维持着挣扎的姿态，无法掰直。

对于蒋介石，杨拯民生前在一次座谈会上直言，蒋介石的心胸，容不下任何一个违逆过他意志的人，西安事变逼他抗日，在他心里是一根永生拔不掉的刺。他引述父亲当年在巴黎的讲话，杨虎城说蒋介石是睚眦必报之人，嘴上满口仁义，背地里的账一笔都不会少。
杨拯美则补充得更具体。她在相关著作中梳理了蒋介石数次亲笔手令的时间线。抗战胜利后，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蒋介石却批示对杨虎城“继续囚禁，不得转移”，到1949年下野之前，又明确命令毛人凤“不能留活口”。
杨拯美在口述中说得相当冷静，这不是一时起意，是等了十二年，等到自己快丢掉大陆了，仍不忘要用最残忍的方式执行报复。杀一个人还不够，还要绝户，连八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这已经不是政治谋算，就是极端的个人仇恨和人性之恶。

对于张学良，杨虎城子女的态度复杂得多，但并非坊间臆测的那种怨恨。
杨拯民曾表示，家里人对张将军的情感里，有敬重，有惋惜，也有一层无法回避的历史遗憾。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杨虎城当时极力反对。杨拯民在回忆文章中清楚地记下了父亲的态度，认为张学良这是自投罗网，蒋介石什么时候讲过信义。但张学良认为自己发动兵谏，必须亲自送回去以示负责，才能弥合上下裂痕，也给蒋一个台阶。杨虎城当时的评价是，汉卿年轻，过于天真，把政治看得太简单。
杨拯美对此评论说，张将军的仗义和坦荡，确实令人动容，可他严重低估了蒋的阴鸷。这个决定不仅断送了他自己的一生，也把杨虎城推到了万劫不复之地。张学良一被扣押，作为兵谏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杨虎城随即被定性为叛将同党，再无安全退路。
但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子女从未在公开场合对张学良恶语相向。杨拯美九十年代初看到张学良在台湾接受采访的录像后，曾对家人说，张将军被幽禁了五十多年，这种痛苦同样是惨烈的。张学良晚年多次对人讲，杨虎城才是真正主张抗日的，自己不如他，甚至在对唐德刚的口述中说“我欠虎城兄一条命”。
杨拯美回应过这句话，她说，没有什么欠不欠，他们都是那场历史大悲剧里的角色。只不过父亲被剃刀刮得骨肉不留，张将军被软禁磨掉了半生锐气。真正应该为这一切负责的，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