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级大奖，全部都颁给了中国人！

7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荣获第三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

该奖项每年授予两位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突破性发现或产生重大社会经济影响的科学家。潘建伟教授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紧随其后，7月11日，IEEE光子学学会宣布，陆朝阳、潘建伟由于“在单光子源和光学量子计算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获得2026年度IEEE光子学学会量子电子学奖。

两天，两项世界级大奖，全部指向同一支中国团队。

潘建伟在巴黎领奖时说了句话：“这份荣誉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科研团队，是中国政府长期支持科技创新和国际科学合作的共同成果。”话很得体，但我更在意的是另一个细节——7月17日颁奖典礼上，他是通过视频演讲完成领奖的。人没到现场，荣誉到了。这种“缺席”反而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潘建伟的评价里有一组关键数字：他的团队利用“墨子号”卫星实现了1200公里的量子隐形传态，通过微纳卫星实现了跨越12900公里的星地量子密钥分发。

12900公里，差不多绕地球赤道三分之一圈。光子在真空里跑完这段路只要0.04秒，但要让一个光子带着信息从卫星精准落到地面一个接收器上，难度不亚于在台风天用弹弓把一颗绿豆打进十里外的啤酒瓶。而潘建伟的团队不仅做到了，还做到了数千公里范围内的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

紧接着的IEEE量子电子学奖更有意思。这个奖项的过往得主里有一串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字——中村修二、Arthur Ashkin、Gérard Mourou、Ferenc Krausz。潘建伟和陆朝阳的获奖，标志着中国本土研究成果首次获得该奖项的表彰。

换句话说，以前拿这个奖的中国人，没有；以中国本土成果拿这个奖的，更没有。这次两个“第一次”一起来了。

很多人以为潘建伟的成功是天才的一蹴而就。但你看一眼“九章”系列的迭代轨迹就明白了——从76个光子的“九章”，到光子数突破3000个的“九章四号”，处理高斯玻色取样任务的速率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El Capitan快10的54次方倍。10⁵⁴，这个数字大到普通人的大脑已经无法具象化。从76到3000，背后是十多年的冷板凳。

古话说“十年磨一剑”，潘建伟磨的不止十年。

从2001年回国组建量子信息实验室，到2016年“墨子号”升空，再到今天站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奖台，整整二十五年。二十五年的时间，足够一个婴儿读完博士，足够一座城市沧海桑田，也足够一个科学家把“不可能”三个字从字典里抠掉。

其实想想我们自己，哪个人的人生不是在做“量子纠缠”？我们纠缠于房贷和理想之间，纠缠于孩子的补习班和自己的睡眠之间，纠缠于“再坚持一下”和“算了吧”之间。

潘建伟团队的成果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道理——那些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事，从来不是靠运气砸中的，是靠一个人在正确的方向上，日复一日地把光子一个个“纠缠”起来。

从巴黎的颁奖台回看合肥的实验室，从12900公里的星地链路回看最初那间简陋的办公室，这中间隔着的不是什么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一代中国科研人“把冷板凳坐穿”的执拗。

两个世界级大奖全部颁给中国人，这不是终点。那个在视频里完成领奖的身影，像一颗被纠缠住的光子——他的身后，是整个中国量子科技方阵在共振。

（综合新华社、科技日报、中国新闻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官网等多家权威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