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一生从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赌博，但他却经常利用其太太同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从1928年起，他先后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口、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处购买了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约五百万元（现洋）以上。

在民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群体里，刘峙是一个很有反差感的人。那时候很多带兵军官应酬繁多，不少人沾染烟酒赌博的习气，很容易留下受人诟病的把柄。刘峙刻意远离这些嗜好，在外人眼中，生活作风十分克制，很难让人联想到贪腐。

他心里十分清楚，身为高级将领，如果亲自出面敛财，风险极高，一旦被检举，前途尽毁。于是他把灰色事务全部交由妻子杨庄丽打理，所有购置的不动产，大多登记在妻子名下，或是使用化名，以此规避追查。

军队日常发放军饷、物资采购、经费申报当中，存在不少可操作空间。他安插在部队的军需人员、会计借着职务便利，暗中操作，源源不断聚拢财富。这套运作模式持续多年，很少出现纰漏。

五百万现洋，在当年是一笔极其庞大的资产。手握充足资金之后，刘峙没有囤积现金，持续在国内多个城市布局不动产。城市商铺住宅、交通沿线土地，还有收益稳定的盐井、盐田，都被他陆续购入。

令人唏嘘的是，苦心经营多年的庞大资产，最终没能守住。解放战争局势转变之后，刘峙辗转香港、印尼漂泊。大量产业来不及处置变卖，多年积攒的家底持续损耗。曾经坐拥巨额不动产的上将，晚年只能依靠教书维持生计。

外在的自律，并不代表内心没有贪欲。刘峙能够管住烟酒赌博，却难以遏制聚敛财富的想法。朴素的生活表象，成为一层遮掩自身敛财行为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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