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嘉表示:7月25日不会有人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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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7月25日凯道反毒油活动只剩3天,蒋万安还在密集拜会蓝白阵营要角,韩国瑜、郑丽文、卢秀燕和黄国昌等人相继响应,舞台上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多,但资深媒体人吴子嘉却泼下一盆冷水,他判断现场恐怕很难出现预期中的大规模人潮。
吴子嘉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国民党没有组织,也不是蒋万安没有号召力,而是蒋万安和卢秀燕7月21日亲自前往行政机构,参加由陈时中主持的食安修法会议,这个动作在行政层面看起来合理,在街头动员层面却可能成为一次严重失误。
普通民众看到的画面很简单,地方首长已经坐进会议室,行政机构也开始讨论修法,双方不再只是在媒体上互相指责,而是拿着资料交换意见,这会让不少人产生一个直观判断,既然问题已经进入协商程序,还有没有必要顶着天气跑到凯道抗议。
这就是街头政治最现实的地方,群众愿意出门,靠的从来不只是政党发通知,游览车载人和政治明星站台,更重要的是民众必须相信,正常渠道已经失灵,不站出来就没有人处理,一旦政府释放愿意谈判和修改制度的信号,紧迫感就可能迅速下降。
国民党原本的剧本,是把毒油风波持续推高,从产品流向不明,通报机制失灵,一路追问到政治责任,再由蒋万安串联地方首长和蓝白阵营,把累积的不满集中到7月25日凯道,活动诉求还包括要求赖清德道歉,卓荣泰承担责任。
如果按照街头动员的逻辑,最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先不断公开资料,举办说明会,提出新的疑点,让社会持续关注问题为何发生,谁拖延通报,哪些产品仍未查清,再把凯道塑造成要求真相和追究责任的最后出口,而不是在活动前夕先与对手坐下来讨论解决方案。
如今却出现了一个矛盾局面,国民党上午召集地方首长举行反毒油线上会议,下午蒋万安和卢秀燕又进入行政机构参加修法讨论,到了晚上还要继续号召民众上街,这会让活动同时出现协商与对抗2种信号,群众自然难以判断事情到底有没有严重到必须上凯道。
民进党方面当然乐于看到这种画面,只要让外界相信行政机构已经听取地方意见,食安法也在加速检讨,就能把原本针对执政者的愤怒,慢慢引导成制度正在修补,问题正在处理,等到7月25日,即使仍有人不满,愿意亲自走上街头的动力也可能大幅减弱。
这并不意味着蒋万安不该参加会议,作为台北市长,他有责任提出源头管理,即时通报,预防性下架和强化地方检验能力等建议,拒绝开会反而可能被批评只顾政治斗争,不顾实际解决问题,真正困难的是,他必须同时扮演行政首长和街头号召者,这2种身份天然存在冲突。
对蒋万安来说,7月25日也是一次政治号召力测试,韩国瑜等重量级人物可以帮助聚拢蓝营基本盘,卢秀燕和地方首长能够动员组织系统,黄国昌可以带来部分民众党支持者,但政治人物到得再齐,也不能替代普通民众自发走上街头。
活动从下午5时举行到晚上8时,又与国民党全代会安排在同一天,党代表和基层组织确实能够提供基本人数,但外界真正关注的不是党内动员了多少人,而是有多少没有政党职务,没有接到组织通知的普通家庭,因为担心食品安全而主动来到凯道。
吴子嘉直言10万人目标几乎不可能,未必代表活动一定失败,却点中了国民党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政党熟悉选举造势,地方组织和议会攻防,却不一定真正了解街头运动的情绪规律,造势可以靠组织把人带来,抗议则必须让民众觉得自己非来不可。
吴子嘉的判断有一定道理,街头运动最怕议题被提前降温,行政机构只要摆出愿意开会和修法的姿态,就能削弱民众的不满,但国民党也不能为了维持愤怒,故意拒绝任何沟通,真正高明的做法,是一边进入会议提出方案,一边明确说明哪些问题仍未解决,哪些责任仍未追究。
7月25日活动能否成功,关键不在舞台上站了多少政治明星,而在国民党能否让民众看懂,开会不等于真相已经查清,讨论修法也不等于责任可以一笔勾销,若只能不断喊上凯道,却说不清为什么必须上街,那么活动就算人数不少,也很难转化成持久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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