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工厂最怕的往往不是订单少，而是门口的规矩一天换三回，上午欢迎投资，下午强调国家安全，晚上又要求企业提高本地化率，资本拿着商业计划书走进印度，最后却发现最难计算的不是成本，而是明天的政策会不会突然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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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2014年上台后推出“印度制造”，2020年又高举“自力更生印度”旗号，随后把生产挂钩激励计划扩大到电子、汽车、制药、光伏和通信等14个行业，目标十分明确，就是用补贴和市场换取跨国企业把生产线搬到印度。
 
问题在于，印度一边铺红地毯，一边又不断增加安检门，2020年新规要求来自陆地邻国的投资事先获得政府批准，同年又以国家安全和数据风险为由分批封禁大量手机应用，商业政策和边境局势从此更加紧密地绑在了一起。
 
所以，印度营商环境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莫迪善变，而是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民族主义和选举政治几套逻辑同时运转，需要就业和工厂时欢迎外资，需要展示强硬时又收紧规则，同一家公司可能昨天还是投资伙伴，今天就成了需要防范的对象。
 
生产补贴并非完全没有效果，截至2025年底，印度官方称相关计划累计带动超过2.16万亿卢比投资，新增生产和销售额超过20.41万亿卢比，并创造超过143万个直接和间接岗位，这说明莫迪政府确实在用真金白银推动制造业。
 
但补贴能够把工厂吸引进来，却未必能把完整产业链同时搬来，路透社2026年披露，印度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只有约13%，新德里又挑出价值510亿美元的关键进口商品准备重点替代，恰恰说明十多年“印度制造”仍没有解决基础零部件和中间品依赖。
 
对华贸易数据尤其尴尬，2024至2025财年印度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992亿美元，从中国进口1135亿美元，出口却只有143亿美元，进口增长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印度正在重点扶持的产业。
 
到了2025至2026财年，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进一步达到约1320亿美元，药品出口看起来是印度的优势产业，但其制药行业超过六成原料仍来自中国，这意味着印度每卖出一盒仿制药，背后都可能离不开中国提供的化工原料和中间体。
 
空调压缩机零件、电子元件、电池材料、光伏设备和制药原料并不是喊几句“去中国化”就能立刻替代，因为产业链不只需要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还需要稳定供应商、熟练工人、物流网络、质量控制和规模效应，缺少其中任何一环，本地制造的成本都会迅速上升。
 
比进口依赖更让企业紧张的，是印度税务和监管体系留下的旧阴影，沃达丰和凯恩能源曾因追溯征税与印度政府缠斗多年，虽然莫迪政府在2021年取消相关追溯税条款并同意退款，但已经发生的争议不会因为法律修改立刻从投资者记忆中消失。
 
新的争议仍在不断出现，印度税务部门2025年向大众汽车开出约14亿美元追税通知，争议涉及最早可追溯至十多年前的零部件进口，三星也收到超过6亿美元的补税和罚款要求，企业最担心的正是多年以后突然有人重新翻账。
 
印度政府当然也在努力改善形象，2024至2025财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达到810.4亿美元，多数行业仍允许外资通过自动审批渠道进入，2025年度预算又安排约11.2万亿卢比资本支出，并通过个人所得税减免刺激消费和投资。
 
这些成绩说明印度不是没有吸引力，庞大人口、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英语人才、数字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让许多跨国企业愿意进入印度，但企业愿意来考察，并不等于愿意把最核心的技术、长期资金和完整供应链全部押在这里。
 
资本其实并不单纯害怕税率高，新加坡土地不便宜，德国人工成本也不低，可企业能够提前算清十年后的账，印度真正的问题是审批尺度、关税分类、外汇规定和安全审查经常交叉变化，今天符合政策的商业模式，几年后可能又被用另一套规则重新解释。
 
辛格时期的印度同样存在官僚主义、基建落后和司法效率问题，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投资天堂，但当时的改革方向更加突出开放和融入全球市场，莫迪时代则在开放之外叠加了更强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企业感受到的不只是机会增加，还有政治风险上升。
 
个人观点，莫迪政府并非没有能力，也不是没有成绩，生产补贴、数字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建设和税制改革都推动了印度经济增长，但营商环境最宝贵的资产从来不是一轮补贴，而是政府承诺能否被长期相信，规则若频繁为政治目标让路，再大的市场也会被资本打上风险折扣。
 
印度真正缺少的不是人口、市场和野心，而是一套让企业能够安心做十年规划的稳定制度，辛格时期积累的是印度正在走向开放的期待，莫迪时期制造的却常常是开门之后会不会突然关门的疑问，企业不怕印度想变强，怕的是每次变强都要重新改一次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