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之战，冯子材3万清军对战2000法军，再加上洋枪洋炮加持，赢了实际上也合理。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冯子材在击退法军之后竟然主动追击，使战果继续扩大
镇南关这一仗，最值得细看的，并不是清军在关前打退了多少法军，而是胜负刚刚出现倾斜时，冯子材没有停下来庆功。他把一道关口前的防守战，接着打成了向文渊、同登和谅山方向推进的反攻，法军原有的部署也因此被一步步打乱。
时间回到1885年2月。法军攻占谅山后沿边境北上，清军广西前线接连后撤。2月下旬，法军一度闯入镇南关，毁坏关门后退回越南境内。龙州、凭祥一带人心不安，前线部队也普遍有畏敌情绪。此时需要解决的，已不只是守住一处险隘，而是能不能把散乱的军心重新拢起来。
冯子材年近七旬，长期在广西带兵，对山路、关隘和当地民情都很熟悉。他赶到前线后，没有马上求战，而是重新安排营垒、粮道和各部防区。苏元春、王孝祺、王德榜等部来自不同系统，人数虽多，若不能彼此照应，三万兵也可能被分成几块。
关前隘成为整场防御的支点。这里两侧是山，中间道路不宽，法军难以把步兵和炮兵全部铺开。清军顺着地形修建长墙、壕沟和炮台，把正面阻击与侧翼夹击连在一起。目的很明确：不在开阔地比远射，而是让对方进入狭窄地带，再利用人数和近战优势反击。
清军当时已装备一批洋枪、火炮，并非只有刀矛。兵力占优，又提前修好工事，打赢并不意外。问题在于，武器型号不一，训练水平有高有低，弹药补给也不如法军整齐。能不能在炮声中守住阵形，让几支部队同时行动，才是真正的考验。
1885年3月23日，法军向关前阵地发起进攻。炮火压住长墙一带后，步兵向前推进，两侧高地也发生争夺。清军依托工事反复阻击，没有一开始就全部涌上去。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法军虽一度逼近核心防线，却始终没能把阵地彻底撕开。
3月24日，战斗进入最紧张阶段，冯子材带领将士冲出长墙反击。近距离交战使法军炮火难以充分发挥，清军两翼也同时压上。前方道路狭窄，后队无法迅速展开，法军队形逐渐混乱，只能向南撤退。镇南关正面的危险，到这里基本解除。
不少将领打到这一步，通常会先清点伤亡、修补阵地，等待上级命令。这样做稳妥，也很难被追究责任。冯子材却看到，法军刚刚受挫，部队疲惫，撤退途中缺少完整掩护；清军虽然同样劳累，士气却正在上升。若给对方时间，法军很可能重新架炮整队。
于是，清军没有守在长墙后面不动。3月25日至26日前后，各部越过关口追击，向文渊、同登一线推进。追兵沿道路和山口逐段压迫，使法军难以从容建立新防线。守关所得的战果，就这样变成了对法军后方的连续压力。
这一步风险不小。清军离开工事后，炮兵、粮食和伤员都要向前移动，部队之间也容易拉开距离。法军若在退路上突然反击，追得太急的一部可能遭受重创。冯子材仍坚持推进，说明他判断的不是一处阵地得失，而是双方士气和节奏已经变化。
到了3月下旬，战斗逐渐逼近谅山。法军指挥官尼格里在谅山附近交战时负伤，指挥权随即发生变化。接任者对前线形势作出悲观判断，随后下令撤离谅山。法军退走，并非只因镇南关一天的败仗，而是关前失利、清军追击、主将受伤和指挥失误叠加的结果。
法军突然放弃谅山，影响远超边境。撤退消息传到巴黎后，法国议会和舆论迅速震动。3月30日，茹费理内阁倒台。冯子材的追击不只是多收复了几处地方，它还放大了前线失利的政治后果，让法国政府承受了原本没有预料到的压力。
从军事上看，镇南关之胜并不神秘。清军有兵力、地形和工事优势，也有一定数量的近代枪炮；冯子材又把不同部队暂时捏成一个整体。真正稀缺的，是打退敌军后还能冷静判断：现在该停，还是该追；追到哪里，怎样不让胜利在等待中慢慢消失。
在我看来，这场仗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只盯着三万对两千的数字。人数优势必须通过指挥、地形和士气才能变成战果。冯子材难得之处，是他既会守，也敢在合适时机把防守变成进攻。他没有把“法军退了”当成结束，而是抓住对方最虚弱的一段时间继续施压。
我认为，这种追击体现的是很实际的战场能力：不贪图表面胜利，也不因刚打赢一仗就失去分寸。镇南关守住了，解决的是眼前危机；继续向文渊、同登和谅山方向推进，改变的才是整个陆路战场的气势。也正因为这一点，镇南关大捷留下的意义，远不止“以多胜少”四个字能够概括。
镇南关正面战斗发生于1885年3月23日至24日，清军随后展开追击，法国茹费理内阁则于3月30日因谅山撤退事件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