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不在正式编制内，属于合同制。

她把红头文件拍在茶几上时，我正蹲在阳台给茉莉花换盆，泥土撒了一地。她还穿着街道办的蓝马甲，袖口沾着墨水印：“妈，上面通知了，所有合同制都改成协管员。”

我没听明白有什么区别。她说，单位一共58人，其中32个是合同制，这次一个不留，全改。以后年终奖砍半，公积金按最低档交，人也不再算街道办的员工，而是归到外包管理。

我拿筷子慢慢挑着缠在一起的花根，说：“不还是干那些活吗？”

她蹲下来扶住花盆，甲缝里还有核对人口信息时留下的蓝色笔印：“活一点不少，待遇却不一样。以前好歹算半个自己人，现在连工牌都要换。”

那天晚上，她和同事聊到凌晨两点。第二天早饭也没吃几口，就问我能不能跟同事一起报公务员考试辅导班。线下班要两万八，她舍不得，只报了三千六的网课，还分了期。

我说钱不够就告诉我。她低头翻教材：“我都25岁了，不能总花你的养老钱。”

改制那天，她带回一张新工牌，上面写着“协管员刘小满XG032”。旧工牌还放在鞋柜上，照片里的她笑得眼睛弯弯的。她把两张工牌看了一会儿，最后一起收进抽屉。

从那以后，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背书，晚上下班后再做题。有一次我起夜，看见她趴在茶几上睡着了，脸压着教材，口水把“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几个字洇湿了一小片。我给她披毯子，她睁开眼，还迷迷糊糊地说：“那道逻辑题我刚想到答案。”

笔试成绩出来那天，她盯着电脑看了半天，忽然把椅子推开，跑过来搂住我：“妈，我进面了，第二名！”

高兴过后，她又犯了愁。面试班要一万二，她自己攒了七千，还差五千。我说我去取，她拉住我的胳膊，坚持算借的，考上以后慢慢还。我没跟她争，只说利息得算便宜些。她这才笑了。

面试那天，她穿着新买的灰色西装。那套衣服打完折六百八，她在店里犹豫了半个小时。出门前，她对着镜子问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

我替她把领口整理好：“考不上就继续当协管员。不是有人当协管员也评上市先进了吗？”

她笑了一声，深吸一口气，转身进了考场。

录取公示出来时，她正在值班，晚上回家才看到。她进门连鞋都没换，就把手机递给我。公示名单上，她的名字排在第三。

我没有说太多，只让她先喝汤。她端起碗喝了一大口，被烫得直咧嘴，眼泪却一滴一滴落进碗里。

夜里，我收拾她的房间，看见旧工牌和新工牌还并排放在抽屉里。我没动，只替她关好抽屉。第二天早上六点，闹钟没有再响，她却还是按时醒了，坐在床边愣了一会儿，才给单位领导发去消息，说会按规定把手头工作交接清楚。

发完后，她把手机放下，走到阳台看了看。那盆换过土的茉莉开了几朵白花。她伸手碰了碰花瓣，又回屋把两张工牌仔细收好。

头条的友友们，如果是你的孩子遭遇身份和待遇变化，你会劝她守住现有工作，还是支持她花钱花时间重新争取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