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王先生去世后，两个姐姐没多想，觉得弟弟没成家没孩子，父母也早不在了，遗产自然该由她们姐妹俩分

王先生一个人住在老弄堂里。屋子只有四十来平方米，却收拾得很干净。他走的那天，窗外桂花开得正盛。大姐把他露在被子外面的手轻轻放回去，二姐则在厨房里端着半碗已经坨掉的泡面，站了很久。

料理后事时，姐妹俩从床头柜里找到一个铁皮盒，里面放着存折、房屋材料和几张旧照片。存折上只有几万元。大姐说，先把丧事办完，剩下的以后再分。二姐点了点头，把东西装进塑料袋，又回头看了一眼弟弟洗得发白的蓝白格床单。

出殡那天，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递给二姐一个信封，说是王先生生前托她保管的。信封里有一张二十万元的存单，背面写着：“给两个姐姐，你们比我更需要它。”

二姐的手抖了一下。她抬头想问清楚，老太太却已经走进人群。大姐看完那行字，把存单重新放好，只说：“他还惦记着我们。”

几天后，姐妹俩带着材料去银行咨询手续。工作人员核对后问，王先生是否留下其他安排。大姐说，家里只剩她们两个姐姐。工作人员却告诉她们，这笔存款三年前登记过指定安排，名字是王建国。

姐妹俩盯着那个名字愣了半天。

王建国是她们的表哥。早年他父母去世，曾跟王先生一起生活。那时王先生还在老家上班，给王建国做饭、洗衣，供他读完高中。后来王建国去了外地，两人联系越来越少。两个姐姐以为这段关系早就淡了，没想到弟弟还给他留了这笔钱。

当天晚上，二姐重新打开铁皮盒。旧照片中有一张王先生和王建国的合影，两个人站在河边，王先生搂着王建国，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照片背后写着：“建国考上大学那天，高兴。”

二姐忽然想起，那年弟弟骑了二十多里自行车去接王建国，回家时满头是汗，嘴里却一直说：“这孩子有出息。”

姐妹俩辗转联系上王建国。他在深圳打工，听到王先生去世的消息，半天没有出声。大姐说起存单，他立刻回道：“我不要，你们留着。”

大姐说：“这是他特意给你安排的。”

电话那头又安静下来。王建国声音发哑：“我走那天，他送我去车站，还买了一兜橘子塞进包里。这么多年，我总说忙，连电话都没打几个。”

姐妹俩最终没有办理那笔存款。收拾房间时，她们又在柜子底层发现一个布包，里面放着多封写给王建国的信，有些被退了回来，有些写好后没有寄出。地址改过几次，最近一封写到：“建国，家里都好吗？有空来上海住几天。”

大姐把信叠回去，没有再说钱该归谁。二姐拿出手机，想给王建国发消息，写了几行又删掉，最后只留下六个字：“你什么时候回来？”

头条的友友们，如果是你，面对弟弟写给姐姐的话和留给表哥的安排，会继续争取这笔钱，还是尊重他没有说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