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钱玄同40岁生日，突然想起了自己当年放话"人到四十不死就该枪毙"，正琢磨如何圆场，却发现胡适等人已经在报纸上替他登了讣告！

这句话他年轻时就说过，那会儿他刚过三十岁，正跟着《新青年》一帮人推白话文，跟一批抱残守缺、拿老资格压制革新的守旧文人天天打笔仗。

他嫌这类人思想僵化、占着位置不干实事，气头上说出"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骂的是这一类人，不是随口咒全天下四十岁的人。

这话说出口的时候，他大概没想过自己也有到四十岁的那天，气话这东西，说的人图一时痛快，往往忘了日子总要一天天往前走。

日子过得快，转眼就到了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满四十岁生日。

周作人、孙伏园几位老友当年都记着这句话，一合计，怂恿钱玄同自己在《语丝》周刊上做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讣告、挽联、挽诗、祭文都要写全，全是幽默的文字游戏。

胡适当时人在上海，8月11日专门写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寄过去，诗里调侃得毫不留情面。

几位老友里，只有黎锦熙觉得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头，怕玩笑里带着几分刻薄，没有按时交稿。

钱玄同这边，倒也没觉得难堪，反而挺配合，话是自己当年说的，硬要翻脸解释没什么意思，索性由着朋友们把这场自嘲的戏演下去。

这份主动，放在讲究面子的读书人堆里，其实并不多见，换成旁人，被朋友当众编排一场"身后事"，多半要红脸。

专号最后没能正式印出来，真正的顾虑不是什么笼统的时局动荡。

就在这一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进京主政，四月间刚处决了李大钊，北京城的政治空气极度紧张，进步文人人人自危。

专号里那些拿死亡开玩笑的调侃文字，一旦被人借题发挥，钱玄同和几位老友都可能惹上麻烦，这才是几人决定暂时搁置专号的真实原因，不是随口一句"怕惹事"能概括的。

专号虽然没有正式印出来，拟定的要目却已经按照当年的惯例，寄到南方的交换刊物那边。

《语丝》在文化圈影响不小，南方某家刊物的编辑看到要目，没有核实真假，直接当成正式讣闻登了出来。

那个年代查证消息主要靠书信往来，从北京寄一封信到南方，一来一回少说也要半个月，谣言这段时间里跑得比辟谣快得多，等钱家这边反应过来，消息早就传遍了。

外地不知情的朋友和学生看了报纸，都以为钱玄同真的没了，纷纷往家里打电话、拍电报，还有人专程赶来吊唁。

钱玄同只能一遍遍解释，人还好好活着，这是朋友之间的一场玩笑，这场面搁在谁身上都够狼狈的。

这事放到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一个人被朋友"提前送走"，自己还得笑着到处澄清，搁谁身上都是哭笑不得的滋味。

这场闹剧过去11年多，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年过五十。

他当年那句气话终究没有应验在四十岁上，这段因一句话引发的乌龙，倒是被后人反复提起。

回头看这件事，新文化那批人骂起守旧派毫不留情，私底下互相打趣起来同样不留情面，这两面看着矛盾，其实是同一群人在时代重压下的真实状态，既要跟旧势力较劲，也要靠这种方式给自己找点松快。

放在1927年那个具体年份看，这场玩笑背后压着一层沉重的底色，张作霖治下的北京，文人说话都得掂量分寸，一场本该无伤大雅的生日玩笑，最后要靠搁置刊印来避险，这本身就说明当时的言论空间有多紧张。

这段往事放在今天看，更提醒人的是，那个年代信息核实跟不上传播速度，一份内部要目预告都能被当成正式消息传出去，滚成满城风雨。

民国的地方刊物采编门槛低，求证渠道主要靠书信往来，一来一回耗时太长，谣言早就跑在了辟谣前头。

这跟后来通讯发达之后的传谣路数不是一回事，不必拿今天的传播环境去套那个年代的乌龙。

一句年轻时的气话，被朋友们当真办了一场假告别，闹归闹，能闹得起这个玩笑，靠的还是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交情，这份交情，终究还是被那个特殊的年代给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