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最后一位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北京站站长”被捕了，他就是潜伏多年的李家琪，公安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看着大彩电…
 
1983年2月1日，北京市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抓捕行动，抓获了潜伏多年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李家琪，他也是当时大陆落网的最后一位军统北京站站长。
 
此次抓捕标志着潜伏在北京地区的老牌军统特务残余势力彻底覆灭，多年的隐蔽潜伏间谍链条就此断裂。
 
说起来颇具讽刺意味，这位潜伏多年的老牌特务最终暴露，导火索竟然是他家里那台在当时稀罕得不得了的进口彩色电视机。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彩电绝对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一台日本进口的日立彩电要两千多块，普通工人月薪才三四十元，攒十年都未必买得起。
 
可李家琪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对外声称靠老家亲戚接济的老人，不仅买了彩电，还一买就是两台。更奇怪的是，他家经常有从香港来的"亲戚"登门，这些人见了李家琪不喊舅舅不喊叔，开口闭口都是"李先生"。
 
种种反常落在街坊邻居眼里，渐渐就有人心里犯了嘀咕。警惕性极高的北京群众直接把举报信递到了公安机关。
 
其实公安部门早就注意到了这条线。早在1982年9月，给李家琪送情报的联络人李相才刚下飞机就被扣留。1983年1月17日，台湾方面又派女交通员蔡苹以探亲名义从香港入境，随身带着活动经费、密写工具和一封委任密信——正式任命李家琪为"国防部情报局北平工作站少将站长"。
 
蔡苹刚出机场就落入了监控视线，没等她把东西捂热就被秘密控制。一番审讯下来，整个潜伏网络的脉络清清楚楚。公安机关没有立刻动手，而是耐心固定证据，直到确认所有线索都指向大耳胡同39号院，才在2月1日这天果断收网。
 
李家琪的人生，说起来也是一段顽固不化的反面教材。
 
他是河北丰润人，1943年年仅十六岁就加入了军统的"华北铁血锄奸团"。抗战时期他在敌后传递消息、盯梢目标，年纪虽小却练出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抗战结束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李家琪把枪口调转对准共产党人，1946年当上了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亲手抓捕过二十多名地下党员，手上沾满了烈士的鲜血。
 
1947年8月，他在山东刺探解放区情报时被鲁中军民擒获，先是判了十五年，因为拒不接受改造又改判无期，送往青海西宁钢铁厂劳动改造。
 
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涯，并没有磨掉李家琪骨子里的顽固。在劳改农场里，他结识了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特务陈志斌，两人暗中勾结，约定出狱后还要"重操旧业"。
 
1975年全国特赦战犯，李家琪走出了监狱大门。这本是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可他转头就通过陈志斌的关系，重新和台湾特务机关接上了线。
 
1979年底，李家琪以治腿病为由北上北京，用台湾方面提供的活动经费，在宣武区大耳胡同39号买下两间平房，把这里建成了秘密情报据点。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他还娶了一位当地寡妇。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妻子的养女仇云妹，竟然是农业银行总行的机要员，能接触到大量内部文件。
 
李家琪立刻打起了继女的主意。他先是扮演慈祥父亲的角色，对仇云妹关怀备至，又是送进口录音机又是送金项链，一步步骗取信任。等对方彻底放下戒心，他就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旁敲侧击地打听单位里的文件内容。单纯的仇云妹哪里想到自己敬重的"父亲"别有用心，渐渐把机密文件当成了家常话题，后来甚至直接把文件带回家给李家琪看。
 
就这样，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李家琪窃取并向境外传递了超过一千份情报，其中经他拍摄的机密文件就有82份，包括2份绝密级的国防部署和经济政策文件。这些情报通过密写药水、微型胶卷等方式，伪装成家书源源不断地寄往台湾，给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
 
拿着台湾方面汇来的大笔活动经费，李家琪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彩电、收录机、名贵烟酒应有尽有，他渐渐忘了自己是个潜伏的特务，开始享受起这种"有钱有闲"的生活，却没想到正是这种张扬的消费，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抓捕当天，公安人员在李家琪的住处搜出了整整一整套间谍装备：密写药水、显影药剂、微缩胶卷、显微阅读器、密码本、特务委任状、窃照器材，还有大量来源不明的现金和境外联络信件。
 
地板夹层里藏着处理过的《红楼梦》，显影后全是情报摘要；柜底的十二卷胶卷，记录着华北地区的军事布防；墙壁里甚至还藏着国民党颁发的"忠贞奖章"。
 
铁证如山，李家琪无从抵赖。
 
最终法院判决：李家琪犯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仇云妹犯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交通员蔡苹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2000年，李家琪在狱中病逝，终年七十三岁，到死也没有真正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