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节快到的时候，武汉市公安局收到一份紧急通报。

这份通报来自上级公安部门，内容大意是一名代号“火炬”的国民党特务已经潜入武汉活动。

市公安局马上启动最高级别警戒，一道道指令发到各个分局和派出所。

一张看不见的网，在武汉三镇铺开了。

武汉这个地方，在当时全国的反特战线上分量非常重。

它是长江上的咽喉，是南北交通的枢纽。

一批国家重点工业项目正在这里建设，大量军需民用物资要从这里过江。

对国民党特务机关来说，武汉是一个必须经营的地方。

武汉警方的压力，从接到通报那一刻起就绷紧了弦。

市公安局很快成立了专案组，代号叫“二一六”。

专案组把能调动的警力全部投了进去。

侦查员对近期入境人员进行过滤，对大小旅馆展开清查，对户籍底册一页一页比对。

排查工作紧张地进行着，目标却迟迟没有浮出水面。

专案组的工作停在原地，找不到突破口。

就在搜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人走进了公安局的大门。

来的人是个年轻女工，名字叫刘玲。

她的母亲跟在身后，老人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刘玲找到值班民警，开口说了一句话。

她说，她要举报自己的亲哥哥。

民警把她带进办公室，给她倒了一杯水。

刘玲没有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讲了出来。

她的哥哥叫刘人惠，曾经在国民党宪兵部队当过兵。

就在这个月的月初，刘人惠从香港回到了武汉。

他回来以后，行踪一直非常诡秘，说话也常常前后矛盾。

刘玲和母亲观察了几天，心里的疑心也越来越重。

母女俩商量了一个晚上，最后把家门一锁，走进了公安局。

亲妹妹举报亲哥哥，母亲举报亲生儿子。

这份重量，让在场的每一个民警都打起来精神。

警方马上把视线集中到刘人惠身上。

他的经历、入境时间、反常行为，全都对得上通报里讲的那个样子。

民警很快控制住刘人惠，把他带回了专案组。

审讯室的灯亮了一整夜。

专案组的人准备好了打一场攻坚硬仗。

可审讯才开始不久，情况起了变化。

刘人惠坐在椅子上，脸上没有什么慌张的样子。

他讲出了自己的身份，一个完全在警方意料之外的说法。

他说自己不是特务，而是中共派出去的地下工作人员。

他的代号叫“孤鹰”。

这次从香港回到武汉，是回来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他还说出了一个上级联络员，名字叫王永生。

刘人惠的这时说的每个字都在审讯室里引起震动。

负责审讯的民警互相看了看，都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一步。

这个口供，让审讯的方向一下子转了弯。

可专案组不敢轻易相信他的这些供词，也不敢完全不信。

他们把刘人惠交代的话，一字不动整理成报告，马上上报了北京。

这份报告最后送到了李克农领导下的中央调查部。

核查工作做得很快，也很彻底。

北京的回复回复下来了。

“孤鹰”这个代号，经过调查没有这个人。

而“王永生”这个联络员，同样在档案中没有任何记录。

刘人惠编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下工作者身份。

谎言被戳穿以后，刘人惠的心理防线开始崩塌。

他不再抬头说话，审讯时总把脑袋埋得非常低。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开口交代了真实情况。

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直接派过来的特务。领了高额活动经费，潜回武汉的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

国民党特务机关交给他的任务是摸清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结构、通行规律和守桥部队的换岗时间，其次是搞清楚青山工业区新建厂房的布局，尤其是武汉钢铁厂的生产进度。最后打探武汉周边驻军的调动情况。

他任务代号叫“火炬”。

那个“孤鹰”的身份，是他很早就编好的脱身说辞。

专案组总算拿到了第一份真实的供述。

审讯结束之后，专案组沿着刘人惠交代的线索继续往下查。

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案件事实很快就查清楚了。

公安机关依照法律，把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后来，人民法院对刘人惠作出了判决。

刘人惠犯下间谍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个判决，给了他一个接受改造的机会。

案件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刘玲，从头到尾没有多说什么。

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工，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在国家大义和亲情之间，她和母亲没有犹豫。

这个案子，就是依靠一个普通家庭的警觉，撕开了第一道口子。

这道由老百姓组成的人民防线，在那个年代，是任何隐藏的特务都绕不过去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