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上海AI大会释放强烈产业信号，越南却无官方代表到场，这会削弱其全球治理参与度吗？

我的判断是，越南这次缺席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是一次简单的“漏场”，而是它当前AI政策的一个真实缩影——越南正在把心力全部押在“产业追赶”上，却对“全球治理”这个赛场几乎不设防。

这种结构性的参与不平衡，比单纯缺席一个会议来得更值得关注。

越南在2026年上半年出台的《人工智能法》篇幅不小，核心思路很明确：给AI算力中心和模型训练项目提供税收减免，设立专项发展基金，鼓励外资在越南设立研发中心。

从内容看，这部法律更像一份产业招商手册，而不是一套治理框架。

它谈怎么造芯片、怎么建数据中心、怎么培训本地工程师，占了绝大部分篇幅，但涉及AI伦理审查、跨国数据流动规则、算法透明度这些全球治理核心议题的条款，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委托给“将来另行制定”的办法处理。

这恰恰说明，越南决策层对AI的理解主要还在“经济工具”层面，而不是“规则博弈”层面。

政府文件和官员公开发言里，常把AI和制造业升级、出口增长直接挂钩，越南现在GDP增长对出口依赖度很高，劳动力成本优势又面临柬埔寨、孟加拉国的追赶，找到下一个增长动力是实实在在的行政压力。

AI被当成了“产业跳板”，这个定位本身不丢人，但它决定了后续资源分配的逻辑。

7月16日29国代表在上海签的创始成员国协定，核心内容不是技术标准，而是建立一套跨国AI治理的议事规则。

包括高风险AI应用的备案机制、跨境AI事故的责任认定框架、大型模型训练前的安全评估义务。

这些条款短期内不会直接转化为贸易壁垒或投资限制，但它们构成了一套“游戏规则”，签字国等于拿到了规则制定阶段的入场券，未来讨论谁家的AI产品能不能进入对方市场、出了问题怎么举证、数据出境要满足什么条件，这些国家的声音权重会天然高一档。

越南的缺席在实操层面，意味着什么呢，它享受不到逃税的即时好处，损失的是未来的话语权席位。

全球AI治理的博弈窗口期不可能一直敞开，先签字的国家把议事框架搭起来，后加入的国家只能在这个框架里调整自己的国内法。

越南以后想加入，不涉及额外惩罚，但它提出的修改意见能被多少国家认真对待，这条起跑线已经不同了。

我留意到一个细节，大会同期还有大量商业展台和签约活动，1100家企业参展，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越南也没有派企业代表团正式对接。

越南本土几家做AI和半导体的公司，比如Vingroup旗下的VinAI，以及那两家计划建设数据中心的新加坡背景企业，这次都不在官方组织名单里。

这说明不是越南企业没意愿，而是缺乏一个能帮它们对接全球产业生态的官方通道。

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官方展团都来了，要么由贸易投资机构带队，要么由ICT主管部门牵头，企业对接和政府签约是同步推进的。

从越南国内舆论看，对缺席这件事并非没有回应声音，一些河内和胡志明市的行业人士认为，越南采取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逻辑和很多新兴经济体类似——先把产业规模做起来，再补规则课。

这种思路在制造业领域被多次验证过，东南亚一些国家早期对环保标准的放任、对劳工权益法的宽松执行，都曾吸引过大量外资迁入，后续再逐步提高门槛。

支持越南AI政策的分析人士会说，把有限资源集中到算力采购和人才培养上，至少比在参与方不多、约束力不强的国际协议上浪费精力更务实。

对这类反方解释，我认可前半段——越南的资源约束是真的，全国AI工程师的数量和配套电力、光缆条件，短期内没法支撑它同时跑两条赛道。

但后半段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在于，治理协议和产业发展不是“先A后B”的关系，而是“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同步施工的关系。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在同一年把国家级AI伦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写进了本地立法，同时也在上海签字了。

韩国的《AI基本法》比越南的版本更早出台，规制条款更多、约束更严格，但韩国代表团照样派了部长级官员过去，还在签字现场作了10分钟发言。

真正卡脖子的不是“忙着搞产业所以没时间搞治理”，而是搞产业的人跟搞治理的人，在越南体系里可能互不通气，甚至存在部门间的预算竞争。

越南科技部主管AI政策和标准制定，工贸部管产业投资和外资谈判，计划投资部控制基金总额分配，这三条线在2026年上半年至今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协调机制。

AI发展基金虽然设立了，资金池多少、投向什么方向、由哪个部门主导审批，到目前没有公开细则。

这种权责分割状态下，一个跨国治理协议的签署决策，需要跨部门协调的成本会比其它国家高得多，最终选择“不露面”是组织成本最低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