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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傅斯年认为,苏联模式是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

很多人只记住这句语气激烈的论断,却很少回到傅斯年本人所处的年代,读懂他写下这番话的心路历程。青年时期的傅斯年创办《新潮》刊物,曾经对俄国革命抱有一份期待,他一度相信这场变革能够给深陷苦难的旧中国提供一条全新出路,只是这份好感并没有维持太久。后来他远赴欧洲游学,接触到大量不同流派的思想著作,也持续留意苏联内部传出的各类消息,原有认知开始一点点松动,可真正促使他写下尖锐文字的,还是抗战胜利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现实事件。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的时候,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参与谈判,美英苏私下敲定损害我国主权的相关条款,将东北铁路、港口权益和外蒙古问题当成交易筹码。消息传回国内,满怀胜利喜悦的国人纷纷感到愤慨,素来性格刚直、看重民族权益的傅斯年更是无法平静,苏军进驻东北之后拆运当地工厂设备的举动,进一步加重了他内心的不安。正是接连发生的现实刺激,让他选择公开发文,把积压已久的思考直接摆到公众面前。

站在傅斯年个人的认知框架里,他看到这套治理模式对内把权力收拢到少数上层群体手中,普通民众缺少言论与思想层面的自主空间,经济资源全部由国家统一管控,旧时代的等级压迫换了一副全新外壳继续留存。对外层面,他判断苏联延续了沙俄时期向外扩张的行事逻辑,民族自决的口号掩盖实际的势力渗透,大国利益优先于弱小国家自主选择的权利。基于这套观察,他才抛出那句极具冲击力的结论,用意在于提醒当时的国人不要看见反法西斯胜利的光环,就不加分辨地全盘照搬他国制度,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今天回头重读这段文字,不能直接把这句话当作客观定论全盘接收,也不该简单将其归为单纯情绪化的谩骂。傅斯年本身是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的判断带有非常鲜明的个人视角,他只看到斯大林时期体制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却忽略苏联模式在工业化推进、抵抗法西斯入侵过程中发挥出的历史作用,也没能区分理论构想和实践过程当中出现的偏差。

这里还要留意一种常见的阅读陷阱,不少自媒体截取这一句狠话单独传播,依靠话语本身的冲击力博取流量,并不会交代这段话生成的时代背景,也不提作者自身立场带来的观察局限,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偷换概念的问题,读者看完片段式内容之后,很容易把傅斯年个人带有立场的判断,直接当成盖棺定论的历史结论。看待这类民国学人的政论文字,分清什么是当事人亲眼所见的史实,什么又是他主观推导得出的观点,这件事本身就格外重要。

任何一种大规模社会实践,都会存在复杂多面的历史面相,单一视角永远没办法还原完整真相。傅斯年写下文字的时候,怀揣着一份忧国之心,担心中国盲目效仿外来道路踩进深坑,这份家国情怀值得正视,但我们当代人复盘这段往事,应当跳出当年对立的舆论氛围,结合更长时段的历史演变理性审视,既看见彼时制度实践暴露的矛盾,也不抹杀特定历史条件之下该模式曾经具备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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