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家说过一段话：“男欢女爱的确让人很兴奋，很刺激，很快乐，但是所有的男女都要记住一个古训，叫乐极生悲。越是快乐的东西越容易摧毁你，越是刺激的东西越容易毁灭你，越是兴奋的东西越容易伤害你。万事有度，凡过度亢奋、极致诱人的欢愉，内里皆藏伤人的锋芒，越是让人沉迷陶醉，越容易悄无声息摧毁一个人。”

民国初年的上海滩，人人都知道苏曼殊的名字。他通晓英、法、日、梵多种文字，诗画双绝，写的小说《断鸿零雁记》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

南怀瑾说他是“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日本作家称他为“近代中国文学史上之一彗星”。章士钊、陈独秀、鲁迅，都是他的朋友。可就是这么个人，三十四岁就死了，死在贪吃上。他这一生，是被“乐”毁掉的一生。

苏曼殊是中日混血，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生母河合若子在他三个月大时便离开，他由养母河合仙抚养；五岁时被父亲接回广东香山祖居。父亲妻妾成群，没人待见这个日本女子所生的孩子。

传说他十三岁患急病，婶婶们竟“将其置于柴房以待毙”。童年被饿怕了的人，长大后往往有两个极端——要么终生克己，要么疯狂补偿。苏曼殊选了后者。

成年后的苏曼殊，才华给他带来了名声，名声带来了钱，钱带来了放纵。他嗜甜如命，自称“糖僧”。最喜欢一种叫“摩尔登”的外国糖果，据说是《茶花女》女主角爱吃的。有钱就买三四瓶，没钱就把嘴里镶嵌的金牙拔下来换糖吃。

他曾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极爱暴食各类点心甜食。给朋友写信，落款是“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朋友们都拿他的贪吃当笑话。

只有陈独秀看透，说了一句话：“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正是他的自杀政策。 ”

他眼見举世污濁，对自己的生命，早已不在乎了。比贪吃更致命的，是情。

十五岁那年，苏曼殊在日本横滨求学，与一位叫菊子的日本姑娘一见钟情。两人卿卿我我，不能自拔。可苏家本家叔叔斥责他败坏了门风，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女儿。那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

十五岁的苏曼殊万念俱灰，出家为僧。可出家也救不了他。他一生三次出家，又三次还俗。袈裟披在身上，心里却放不下红尘。

后来他遇到过很多女人——表姐静子、师妹雪鸿、日本艺伎百助枫子。他与她们纠缠，却又在关键时刻退缩。

1908年，他与艺伎百助枫子互相爱慕，同居一夜，却什么也没有做。最后只留下一句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他在情欲与戒律之间反复撕扯，越快乐越痛苦，越痛苦越沉溺。与他有交往的歌伎，有名有姓有住址的就有二十八人之多。

一份残账显示，他买书只花五百多元，用在青楼舞馆的钱却多达一千八百元。他在诗里写：“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脂痕是欢场的印记，泪痕是内心的煎熬。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可他停不下来。

1917年，苏曼殊病重住进上海广慈医院。医生严禁他吃甜食。可他趁人不备偷藏糖炒栗子。后来转院休养，枕头底下依然塞满了糖果。

1918年5月2日，这位天才诗人因长期暴饮暴食引发严重肠胃病，在上海病逝，年仅三十四岁。死后人们在他的床下、枕旁找出不少糖纸。

苏曼殊这一生，像一场漫长的自毁。那些让他快乐的东西，甜食的甘美、情欲的迷醉、饱食的满足，最后都成了刺向他的刀。他不是不知道后果，陈独秀说那是他的“自杀政策”。他太清醒了，清醒到用摧毁自己的方式来对抗这个摧毁过他的世界。

可悲的不是沉溺，而是在沉溺的那一刻，已经知道了结局。乐极生悲，这四个字放在苏曼殊身上，不是警醒，是谶语。

他临终留下遗言：“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心里最挂念远在日本的母亲，嘴上却说自己再无牵挂。

这句话，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谎言，也是他留给自己的、最后的慈悲。

我们普通人，不会像苏曼殊那样极端。但他的故事像一面镜子，那些让你上瘾的、放不下的、明知有害却停不下来的东西，无论是一段消耗你的感情，还是一种麻痹你的习惯，都在悄悄吞噬你生命的长度和深度。

快乐本身没错，错的是，把快乐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要记住，万事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