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劝李隆基不要重用李林甫，李隆基不听，劝李隆基杀安禄山，也不听。李隆基逃到四川之后，才后悔，于是派人去韶关祭奠张九龄
一个王朝真正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叛军已经冲到城下，而是朝堂上只剩下皇帝爱听的话。
唐玄宗李隆基晚年逃往四川，回头想起张九龄，派人到韶州祭奠。那时张九龄已经去世多年，长安也被战火搅得面目全非。皇帝终于明白，自己当年嫌烦、嫌硬、嫌不懂变通的那些劝告，其实句句都在替大唐挡灾。
可惜，明白得太迟了。
张九龄当宰相时，唐朝仍处在开元盛世。天下富足，四方来朝，李隆基也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皇帝。这样的环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江山稳得很，偶尔用错几个人，不会出大问题。
张九龄偏偏不肯这样想。他处理朝政，不看皇帝当时高不高兴，而是看这件事几年以后会带来什么后果。李林甫逐渐受到重用时，李隆基曾询问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没有拐弯，直接表示，宰相关系国家安危，李林甫若掌握大权，日后恐怕会成为社稷之忧。
李林甫并不是没有办事能力。他熟悉制度，也懂得宫廷里的分寸。问题是，他太会揣摩皇帝的心思。李隆基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皇帝不愿面对什么，他便设法绕过去。
这正是张九龄最担心的地方。
一个宰相若只会迎合，短期内确实能让皇帝觉得省心。朝堂不争了，奏章顺眼了，办事似乎也更快了。可时间一长，真正的问题没人敢提，能够纠正错误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李隆基没有采纳张九龄的意见。开元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36年，李林甫进一步掌握相权，张九龄则被罢去参与核心政务的职权。两个人位置的变化，不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调整，也代表着朝廷风气开始转向。
就在这一年，安禄山也被押到了长安。
当时安禄山还是张守珪手下的边将。他率军攻打奚和契丹，因为轻率冒进，结果吃了败仗。张守珪按军法追究责任，把安禄山押送朝廷，请皇帝裁决。
张九龄主张处死安禄山，首先不是因为他会看相，更不是凭空预言，而是因为安禄山已经犯下“失律丧师”的重罪。带兵的人违抗部署，造成严重损失，如果还能轻易得到赦免，边军以后如何服从号令？
张九龄在批复中列举古代军法的例子，认为张守珪既然已经依法处理，朝廷就不应因为安禄山有些本事而网开一面。他还提醒李隆基，此人野心不小，若继续放任，将来恐怕成为后患。
李隆基却舍不得杀。
在皇帝看来，安禄山虽然打了败仗，却仍有带兵的能力。一个能在边地打仗的将领，犯错以后可以再用，没有必要直接处死。于是，安禄山被免去官职，却保住了性命。张九龄继续争辩，李隆基还是没有改变决定。
这件事真正严重的地方，不只是放走了一个安禄山，而是朝廷向边将传递了一个信号：只要皇帝赏识，只要有人替你说话，即使打了败仗，也未必会受到军法严惩。
安禄山后来能够不断升迁，并非只靠这一次赦免。但开元二十四年的经历，确实让他躲过了一场可能终结仕途、甚至结束生命的危机。
同一时期，张九龄在朝中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他反对仓促废太子，不赞成随意提拔缺少政绩的人，又多次与李林甫意见相左。李隆基渐渐觉得，这位宰相总是在给自己添麻烦。
不久，张九龄又因推荐官员受到牵连，被贬到荆州。那个敢站在皇帝面前说“不”的人，就这样离开了权力中心。
张九龄离开以后，李林甫长期掌握朝政。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公开与别人争吵，而是让反对者渐渐失去说话的机会。官员们发现，少说话不会出错，顺着皇帝更容易保住位置。久而久之，朝堂表面平静，内部的纠错能力却越来越弱。
开元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740年，张九龄去世。李隆基后来挑选人才时，还曾问身边的人，新选的人“风度能像张九龄吗”。这说明他并非不知道张九龄可贵，只是欣赏一个人的风度，与接受这个人的逆耳之言，完全是两回事。
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第二年，潼关失守，长安难保，李隆基仓促离京，踏上前往四川的道路。曾经被他认为过于严厉的判断，终于一个接一个变成现实。
史书记载，李隆基在蜀地想起张九龄的先见，为之流泪，又下诏追赠张九龄为司徒，派使者前往韶州祭奠，并厚加抚恤他的家人。韶州曲江正是张九龄的故乡，位置在今天广东韶关一带。
这场祭奠很有分量，却已经改变不了战局。
在我看来，张九龄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像神人一样预知了安史之乱，而在于他比别人更早看见了两个危险：一个是中央朝廷越来越听不得真话，另一个是边将拥有重兵后，却缺少足够约束。
李林甫和安禄山看似是两条线，其实最后汇到了一处。朝中敢说话的人被排挤，边地握兵的人不断坐大，皇帝又过分相信自己的识人能力。等这些问题同时爆发，再多的后悔也只能变成一场迟到的祭奠。
盛世并不是突然结束的。它先从一次不愿听劝开始，又在一次次侥幸中慢慢松动。张九龄离开后，大唐不是立刻就乱了，可那个能及时踩下刹车的人，已经不在朝堂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