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只醉过三次，周恩来酒量极好，在中共五大书记里公认最能喝。
1958年10月29日晚，北京举行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宴会。周恩来走到一桌又一桌前，同归来的将士碰杯。人多，杯也多，他没有只敬几位负责人，而是尽量照顾到在场代表。酒意上来后，他还走进舞场，后来实在支撑不住，工作人员只好把他送去休息。
这一幕常被当作周恩来第三次醉酒来讲。可那天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他喝了多少，而是他为什么不肯少敬一杯。志愿军分批撤离朝鲜，最后一批在当年10月回国。多年征战结束，将士们平安归来，他举杯时面对的不是普通客人，而是一群为国家付出过鲜血和青春的人。
宴席上的周恩来，很少只是坐在那里接受敬酒。谁从远方归来，谁承担了重任，谁需要被照顾到，他心里往往有数。酒杯在他手中，不单是饮品，也是礼节和感情的表达。也正因此，他喝酒的故事不少，可真正失去分寸的时刻却很少。
周恩来能喝，在熟悉他的同志中并不是什么秘密。长期从事外事和统战工作，宴请、会谈、接待常常连在一起，酒桌有时也是交流场合。他自己喝酒认真，却很少逼别人。有人不胜酒力，他会体谅；轮到自己说干杯，又往往实实在在喝下去，不拿空杯敷衍。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这种酒量曾派上特殊用场。各种宴会接连不断，许多人围上来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常坐在近旁，遇到敬酒便主动挡在前面，既接下敬给毛泽东的酒，也喝自己的那一杯。酒过多轮，他仍要保持头脑清楚，因为宴会结束后，还有情况需要研究，还有第二天的安排要处理。
当时有人感叹，一个周恩来就应付了满场的敬酒者。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但它真正说明的不是“拼酒赢了”，而是周恩来在复杂场面中的判断力。他知道什么时候要热情，什么时候要保护同伴，也知道不能让场面失去控制。酒量只是条件，分寸才是本事。
他的第一次醉酒，却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晚上。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两人没有大操大办，身边同志和朋友前来祝贺，席间少不了一杯杯喜酒。平日里再沉稳的人，到了自己的婚宴上也难免格外高兴。来客举杯，他没有推辞，最后真的醉了。
这次醉酒没有工作上的压力，也没有外交场合的周旋。那时的周恩来二十多岁，长年奔忙，生活一直紧张。婚礼让他难得放松下来。一个平常很能控制自己的人，在人生喜事上喝过了量，反而让这段往事显得朴素而真实。
第二次则给了他完全不同的感受。1954年4月上旬，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周恩来赴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商谈会议准备工作。连续会谈之后，临行前又有宴请。多日劳累加上频繁举杯，他身体出现不适并呕吐。回国后，他没有把责任推给应酬，而是为这次失度作了检讨。
日内瓦会议4月26日开幕，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的会议。周恩来肩上的任务很重。正因为如此，他更在意那次醉酒可能对工作造成影响。能喝并不等于应该多喝，场面再热烈，也不能越过职责这条线，这是他从那次经历中留下的教训。
这件事还有一层值得注意。很多人喝多以后，容易把原因归结为别人劝得太勤、场合不好推辞。周恩来没有这样处理。他看重的是结果：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影响了身体和工作，就应该反省。这样的标准，显然比单纯夸赞酒量更有分量。
后来，他对外事人员饮酒提出明确要求：饮酒不要超过本人酒量的三分之一。领导者要约束自己，身边工作人员也要注意保护领导，不能让酒影响判断和工作。这个规定不是书面上的漂亮话，而是他亲身经历之后定下的尺度。
晚年身体转差，医生要求他停止饮酒，他便照办。接待客人时仍然会举杯表示礼貌，但会坦率说明自己不能再喝，不用假酒作样子，也不靠含糊的话蒙混过去。能喝时不糊弄别人，不能喝时也如实相告，这种坦荡与他早年的酒桌作风是一致的。
把三次醉酒放在一起看，能看出三种不同的情感：婚宴上的欢喜，莫斯科宴会后的自省，欢迎志愿军归来时的激动。它们并不是三个孤立的趣闻，而像三面镜子，照出他对亲人、对工作、对功臣的不同态度。
在我看来，周恩来的酒量只是故事的外壳，真正有价值的是他始终把“清醒”看得比“能喝”更重要。他可以在需要时替人挡酒，也会在失度后认真检讨；可以热情待客，也能在身体不允许时守住原则。酒桌上最难得的，从来不是多喝几杯，而是热闹过后仍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