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个破纸板在车把上，满城找一个只知道姓孟的老师。
就因为他给我妈送了80块钱。我爹，托他送的。
二十多年，活生生的两个人，就值这80块钱。
说起来都觉得脸上臊得慌，我骑的这辆破自行车，是偷来的。
真的，偷的。
一个醉鬼倒在河边，车和钱，我一锅端了。
没办法，穷疯了。想做点收鸡收鸭的小买卖，一分本钱都没有，一个带路的人都没有。
不偷，就得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继续跟我妈守着那四面墙，当个活死人。
我害怕，也兴奋。
怕被抓，更怕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我把车埋在玉米秆垛里，一个月后才敢拿出来，刷了漆，装模作样地跟全村人说，我买车了。
就靠着这辆偷来的车，靠着收鸡鸭挣的那几毛几块，我们娘俩活下来了。
现在，又是这辆车。
载着我，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
纸板上写着：找那个给我妈送钱的孟老师。
找到他了。
他说我爹是南京的大学讲师，是他的老乡，让他捎钱，别的啥也没说。
地址给了我。
回家，我妈抱着我哭。
我也想哭，但更多的是一股子凉透了的恨。
恨他怎么还活着。
又庆幸他还活着。
我得去。
我必须去。
我就想当面问问他，那个当年的大学生，现在的大教授，在他那些体面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个午夜梦回的瞬间，会想起在陕北的土窑里，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儿子？
我不想认他。
我就是想让他亲眼看看，他不要的那个儿子，活下来了。
活得像路边的野草，风吹雨打，但就是没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