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是蒋介石在1945年12月17日写给傅斯年的，其核心背景与当时昆明爆发的“一二·一”学生运动直接相关。信中内容虽未完全展开，但从信笺抬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及信件语气可推断，这是蒋介石对傅斯年处理学潮事务的正式回应或指示。

信函全文：
孟真先生回昆以后，体力如何？贤劳为念。关于处理学潮事，已另致各校教职员一书，想可同时参阅。尚有呈兄为一般友好详述之。务希共同为国家、为青年与为校誉负尽职责也。依托经农次之面达，不赘。
中正手启
十二月七日

傅斯年当时正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身份前往昆明，负责处理因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引发的学生罢课与冲突事件。蒋介石写此信，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 政治维稳需求：1945年抗战刚结束，国内局势敏感，国共谈判尚未破裂，但地方冲突频发。昆明作为西南重镇，学生运动若失控，可能引发全国性连锁反应，蒋介石需借助傅斯年在学界威望与政治影响力稳定局面。
- 对傅斯年的倚重：傅斯年虽非国民党党员，但其学术地位崇高、性格刚直、敢言直谏，且在教育界有广泛人脉。蒋介石虽曾被他当面批评用人不当（如孔祥熙、宋子文），但仍不得不依赖他处理敏感事务，尤其在胡适尚未回国接任北大校长前，傅斯年是实际掌舵者。
- 试图引导舆论与处理方式：信中提及“已另致各校教职员”，显示蒋介石希望傅斯年不仅处理现场，更要协调教育系统内部，避免事态扩大。同时，也隐含对傅斯年“强硬手段”的默许或授权，以压制学生运动。
- 个人关系与政治博弈：傅斯年虽常与蒋介石意见相左，但蒋仍视其为“可用之才”。此信亦反映蒋在高压政治下，仍需借助非党籍精英维持统治合法性，尤其在战后重建与民主呼声高涨的背景下。

这封信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见证，更折射出1945年底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蒋介石既想控制局势，又不得不依赖像傅斯年这样“不听话”的知识分子；而傅斯年则在国家大义与个人操守之间艰难平衡，最终为胡适“打前站”，也为后来的台大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