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杨森九十大寿的排场，在台北川籍圈子里算得上登峰造极。蒋介石亲题寿轴，国防部俱乐部免费供他大摆宴席，全岛军政头面人物几乎悉数到场，连深居简出的严家淦都派了代表。外人眼里，这是川军元老毕生忠勤换来的无上尊荣，可寿宴刚散三天，张群单独登门，一杯泸州老酒下肚，直接点破了其中玄机：“子惠，你当这排场是给你挣的？这是总裁摆给全岛杂牌看的样板。”
一句话，把杨森脸上的酒意扫得一干二净。他赴台二十多年，嘴上从不抱怨，心里其实压着一堆疑问：同是川军上将出身，孙震空挂着战略顾问的头衔，连国防部的核心会议都没资格进；刘存厚更是门庭冷落，一年到头见不到蒋介石一面，薪俸只够勉强维持公馆开支；唯独自己有洋房有配车，逢年过节必有侍从室派人慰问，看似体面至极，可但凡伸手碰一点实权，立刻就被软不软硬不硬地顶回来。
他憋了多年的疑问借着酒劲和盘托出，而张群作为蒋介石身边跟了六十年的核心幕僚，又是四川华阳同乡，此刻没了官场上的虚与委蛇，把蒋氏对待川军元老的整套制衡逻辑，原原本本讲了出来。

张群说，蒋介石把赴台的川军旧人分了三等，一等做样板，二等养起来，三等打入另册，界限划得清清楚楚。
第一等只有杨森一人，标准有三条：一是从始至终没和共产党有过任何私下接洽，重庆解放前夕还硬接了卫戍总司令的差事，在蒋氏看来属于“政治上干净”；二是有姻亲纽带，二女儿杨郁文嫁了蒋介石的外甥竺培风，算起来和蒋家沾亲带故，比其他杂牌将领多一层信任基础；三是资格老、名气大，在川军乃至整个西南地方势力里有标杆意义，把他树起来，就能给滇系、桂系、晋绥军所有退台的杂牌将领看——只要死心塌地跟着走，晚年就能有这份体面。
张群原话讲得很直接：“真论抗战的硬仗，孙德操打得不比你少，可他没你这层身份，也没你这么好用的示范价值。”

第二等是孙震、刘存厚这类将领。他们抗战有战功，退台也没有公开变节，但麾下嫡系部队要么在大陆打光，要么登岛后被拆分整编，手里没了兵，对当局既无大用也无大患。
对这类人，蒋介石的处置原则是“虚尊其位，薄养其身”：给个国策顾问、战略顾问的虚衔，按月发放固定薪俸，够维持上将级别的体面生活，但兵权、人事权、财权半分都碰不得。
更关键的是全程隐形监控，保密局在每个川军元老的公馆附近都布了固定眼线，家里的勤务、司机里多的是情治系统安插的人，但凡私下联络三名以上川籍旧部聚餐，立刻就会被记录在案，隔天侍从室就会旁敲侧击提醒。
张群举了刘存厚的例子：“刘积之当年在川北割据称雄，何等威风，现在连同乡会的请柬都不敢接，就怕落个‘暗中串联’的罪名。饶是他闭门谢客，每月还是有人以拜访名义上门，实则查他的动静。”

第三等就是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这类通电起义的将领，以及王陵基这种被俘的。蒋介石直接把他们定性为“叛党贰臣”，不仅本人被永远开除党籍，留在台湾的家属、旧部、门生故吏一概不得担任实职，但凡军政岗位出现川籍候选人，先查和这些人有没有宗族、同乡、旧部关系，沾边就直接刷掉。
张群说，蒋介石这辈子最恨的不是打了败仗的人，是临阵反水的人。在他看来，地方军阀本来就靠不住，起义的更是毫无气节，连利用价值都没有，只能彻底边缘化，连做反面教材的资格都欠奉。王陵基被俘的消息传到台湾时，蒋介石只淡淡说了一句“无能至此，不足挂齿”。

讲完分层标准，张群在杨森面前，干脆将蒋介石制衡川军元老的三重具体手段也透露出来。
第一重是永久削兵权。所有川军将领登岛，第一件事就是交卸部队指挥权，哪怕是杨森的二十军残部，刚到高雄就被拆分，中下级军官分批换成黄埔嫡系，不出两年就被彻底消化干净。
第二重是以物质待遇置换政治话语权。安分守己、不生事端的，洋房、轿车、勤务兵、固定薪饷一应俱全，生活上绝不亏待；要是敢私下串联同乡、议论时政、伸手要权，立刻就停发津贴、收回配车配房，一步步收紧缰绳，直到你彻底老实为止。
第三重是打散乡土宗族纽带。蒋介石最忌惮川军的宗族观念和乡土情结，觉得四川人天生抱团，容易拧成一股绳和中央对抗，所以赴台后当局明里暗里限制川籍同乡会的活动规模，不允许川军元老牵头组织大型聚会，甚至同一部门里川籍官员的人数都有不成文的上限，就怕他们形成派系，重蹈大陆时期川军抱团抗衡中央的覆辙。
张群转述蒋介石的原话：“川军的宗族纽带，比任何主义都牢靠。他们自己内斗怎么打都行，外人想借着一个两个反水的就插手进去，迟早要吃亏。”

聊到最后，张群也免不了几句自况。他说外界都称他为“华阳相国”，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实则他不过是个办事的大管家，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总裁定了调子，他就负责把事情办圆滑，把各方关系理顺，功归于上，过归于己。
他对杨森坦言：“我跟了总裁一辈子，就像个厨子，主人想吃甜的就做甜的，想吃咸的就做咸的，绝不能自己定菜单。外人看着风光，实则一步都不敢走错。你我都是四川出来的，能在台湾有个体面晚年，就已经是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