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底的台北，一个86岁的老头在病榻上咽了最后一口气。这人身份不一般，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人刚走，家里人就盯上了他生前谁都不让碰的一个铁箱子。

按常理，当了一辈子高层大员，箱子里总该有点金条存折之类的东西。

可撬开一看，里头连半块银元都没有，只有一双针脚粗大、鞋底磨得发亮的旧布鞋，几本泛黄的日记，还有一摞欠条。

欠条加起来三万多块钱。

一查明细，大头是当年供儿子出国念书借的钱，剩下的是他平常跟身边老副官零零碎碎凑出来的生活费。

堂堂一个院长，靠借债过日子。生命最后那段时间他住院，没住几天就嚷着要出院，理由是住院费太贵，掏不起。

他早年参与创办过复旦大学，写一手好字，北洋政府开三千大洋月薪请他出山，他直接回绝，说这钱不值半文。

在南京当官那些年，他一直租房住，家具都是旧的。他的穷不是摆出来的，是几十年一贯的作风。

那双舍不得穿的布鞋，是解开他半生心事的一把钥匙。鞋是发妻高仲林在老家亲手缝的。

1949年春天，于右任本已给周恩来带话，打算留在南京，行李都收拾好了，却被国民党的人闯进公馆，几乎是架着塞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

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十九岁娶的妻子,大半辈子没分开过,这一下就给硬生生拆开了。

到台湾没几个月,那年秋天听说妻女还在重庆,他不顾时局动荡,又搭飞机赶回重庆去接人。

这一趟成了他一辈子最深的遗憾。他找到妻子住的地方,推开门,屋里空空的。

邻居告诉他,妻子等了二十多天没等到消息,前几天刚动身去了成都。就差这么几天。

11月底,解放军越来越近,身边人催他赶紧走,他只能又飞回台北。这一别,就是十五年没能再见一面。

他在台北一栋旧式日本房子里住着,每天早上写字,写得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想妻子的时候,就把布鞋从箱子里拿出来摸一摸。

1958年是他们结婚六十年,他写下"白头夫妇白头泪",分离的心情都在这句里。

1961年,高仲林在大陆过八十大寿。于右任在台湾想寄封信都寄不出去,只能托香港的朋友辗转联系上周恩来。

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婿从北京赶到西安,召集大陆的亲友,给老太太补办了一场寿宴,事后把照片和家信秘密送到了台北。

于右任看完,哭得说不出话。

两年后,他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在病床上写下那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1964年11月10日,他在台北去世。

而西安老宅里的高仲林,还每天坐在门口的青石墩上朝东南方向张望,邻居问起,她就说老头子出远门了,过几天就回来。

她这样等到1972年去世,始终没等到人。

于右任葬在台北观音山,墓碑上只刻了名字,面朝西北。后来玉山顶上立了他的铜像,面朝大陆。

回头看于右任这一生,一个位极人臣的人,连见妻子最后一面、回乡安葬这样普通人都能有的事,都做不到。

两岸分隔造成的,不只是版图上的一道线,是无数个家庭几十年见不着面的现实。

那个装满欠条的铁箱子,今天再看,照出的是一个手握重权却始终守着清白的人。

这份清白,在任何时代都不多见。